快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应对策略_叶立梅著;_9787513052771

本书首先对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梳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理论探讨；然后就目前我国特大城市、小城市（镇）和农村等不同类型区域在快速城市化中所面对的问题、矛盾与挑战进行分析，提出应对的战略思路、施政方向或公共治理策略建议等，并讨论了生态城市建设议题；*后对国外快速城市化案例进行了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立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持续发展期，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城市化率达到 30%以来，更是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轨道。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人口之众世所罕见。以城市化率达到 50%为初步实现城市化为标准，中国在 2010年就已初步实现了城市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化之路已走完大半，事实上我国的城市化之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不同的重点推进领域，也有不同时期的难点。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在各个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矛盾与挑战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期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运用公共政策工具重启乡城人口流动大门和清除进城农民就业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以及如何让农民进城后在城里初步安家；后期所面对的挑战更多的则是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如何在人口规模大幅增加情况下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农村地区如何在精英人口大量流失情况下保持活力，以及如何增强中小城市对城市化人口的吸引力等。所以，如果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发展，前期的重点在于打开城市大门和通过制度创新为农民进城松绑的话，那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急需将重点放在推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方面。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需要对前一阶段城市化中积累的矛盾与问题进行研究并找到疏解的方向，对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措施进行细化与完善，对不同类型区域在城市化中遇到的难点与困境进行疏理与分析，使快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应对策略

区域城市化质量得到持续提升。本书的研究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展开的。

本书的研究写作立意在于，通过在理论层面的相关讨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市化过程的回顾梳理、在区域类型划分框架下的应对策略研究，以及对大致相同历史阶段国外快速城市化案例的研究，为我国快速城市化中后期的城市化实践提供理论观点与实践建言。

二、本书城市化研究的认识基础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适应工业化要求在聚落空间形式上的一种演变现象。工业化引发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城市化正是为了适应大工业生产方式在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方面的要求，所发生的人类生存和活动空间的集聚性演变，它代表了人类适应大工业时代的聚落演变方向，其本质是人类生存空间对工业化生产空间要求的自适应过程。此外，大工业生产还对市场规模有要求，巨大的消费市场规模是工业生产的动力，而大工业生产和消费市场的组织都需要市场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又与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与工业化和市场化有机地衔接起来。

推拉力理论深刻揭示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其内在的逻辑是，城市化是城市与乡村互动的产物，它既需要城市中工业及非农产业发展产生的拉力，也需要农村中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产生的对剩余劳动力的推力。只有推拉力保持平衡，才会出现健康与协调的城市化局面，如果推力大于拉力，会出现过度城市化现象；反之则城市发展停滞，整个社会的文明演进被延迟。因此，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依赖于推拉力在城乡之间的动态平衡才可维系。城市化这一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迁徙行动，既遵循共同的发生、演进规律，也由于其发生演进土壤和外部环境的差异，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或国家特征。土壤与外部环境主要指的是，进入城市化历史阶段前后的国家经济社会基础、历史与文化传统、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既有空间格局等。因此，促进一个国家或区域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将城市化普遍规律与本国国情或本区域区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所提出的推进战略才是正确的和可奏效的，忽视城市化普遍规律或忽视区域特点，其战略都将在城市化的实践中受阻。

城市化是一种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然产物，其发展遵循非农产业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农村发展所能提供的支持能力。因此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有自身的规律，这一规律必须被尊重与遵循，违反这一规律，人为提速或拉慢城市化进程，都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报复；但同时在正确认识城市化规律，准确把握本区域或本国城市化演进的阶段特点基础上，制定符合城市化演进规律和本区域或本国特点的公共政策，对城市化加以引导，又存在着适度的可调控空间。这种调控通过制度与政策的作用，为城市化发展清除障碍和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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