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
谢 泳
在军是我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前些年他每有新著出版，都不忘寄我。初期我以为他是职业研究，后来了解多了，才发现他对民国高校的兴趣和热情完全发自内心，所有研究都是自己选题，一切经费也都是自己负责。
我也多次想问在军，他研究民国大学的原初动力来自何处，个人花费近十年的精力选择这个难题，其中乐趣何在？但终于是没有问，我只读他的书。先是一本关于武汉大学的研究，后来就是这本关于东北大学的研究，他还有写西北联合大学的学术计划，可以称得上是雄心勃勃了。说实话，就是专门在学校和研究所的职业研究者，也很少有在军这样的持续研究热情，我想这也许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
中国科学界有所谓民科现象，那些人试图用自己的研究力量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们一般都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也不在专业的研究机关，但他们就是有天生的好奇心。因为民间科学研究者多没有受过相应的专业训练，所以在中国科学界有很多嘲笑他们的人。2004 年夏天，我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做过一年访问研究，对民科现象稍有耳闻。这些人有明显的短处，但在整体上我反对科学界有些人以专业训练歧视他们，因为道理非常简单，这些人对科学的热情和兴趣发自内心，是一种痴迷的知识追求，有时候在职业科学家看来难免有好笑处，但在知识面前没有傲慢，没有专业训练不等于对知识没有热情或这种热情中没有一点可取之处，还有就是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绝对没用国家的经费，总比无端空耗公帑的研究者在道德上更高尚。我甚至认为在知识追求上最后无功而返也不是什么坏事，也是人生时光的一种流逝方式，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民科现象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学科特点，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专业训练要求并不很严格，有些业余研究往往比专业研究做得还好，此类事在自然科学界少有，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却极为常见。我自己虽然得朋友关照，中年后到了大学里混饭，但之前我也是纯粹的业余研究，业余研究的好处就
是完全凭兴趣而无功利。
在军的研究放在专业研究中毫不逊色，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我的偏见是对知识有兴趣，自然也就有能力，无兴趣则无能力。
大体来说，在军的学术研究可放在一般高等教育史范围，也可放在校史研究里，但我更愿意将在军的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看，因为他的研究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很多判断和关怀，他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有相当清晰的时代感受，他选择的民国大学均有他个人的情感寄寓其中。就选题来观察，在军这几个选题通常都只能以集体力量才可完成，比如像东北大学这样的题目，就是动员有关联的高校当重大课题来完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军以一人之力完成，可以想见其人的努力与热情。
2016 年10 月30 日
序 二
臧英年
我很佩服此书作者张在军先生的远见、执着和成就，写出这本好书，在一个起伏动荡的大时代下，用东北大学的历史为主轴和牵引，就事论事，影射全局，发人深省，引人慎思。
从1923 年4 月26 日沈阳东北大学建校直到1950 年春季解体的过程，十足反映出在中国动乱的大环境里一所高等学府如何挣扎求生，千辛万苦，流离失所，校址多迁；东大师生员工如何尽其在我、坚忍不拔地建校、护校、迁校、兴校不已。针对这一个情况进行思量，我们应有何领悟和推论呢？
一、张氏父子的可贵
论及东北大学就必然要讲到建校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他们的具体成就是：
1. 科教兴国付诸实施。张作霖是草莽英雄，和文人学者相去甚远，但是他看到若在东北可以办一座高等学府，就自然增加了振兴东北、科教领先、实力加强、抵御外敌的力量。拥有这种见识，又拍板兴建东北大学是难能可贵的。少帅张学良秉承父志，加以跟进，便也是锦上添花，相得益彰。
2. 捐钱助学自解私囊。这是张学良的作为，他把钱花在刀口上，是恰得其所、恰得其时，充沛了东大的实力和建设，可以吸引全国著名教授前来就职，各执教鞭，也给就读学子创造了理想的学习环境。九一八事变前，张校长资助数十名毕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前往美、英、德三国深造。他们学成返国后不少成为名师，在教育界贡献良多。
3. 敦请学者建设学府。张学良有自知之明，了解教学要敦请学者专家主持，对教务的运作他就不加过问。先父臧启芳于1926 年春执教于东北大学，后任法学院院长，其他各院的院长也都是欧美深造学成返国的称职学人。
4. 爱护学生全力以赴。20 世纪30 年代在北平和西安数次学运启动，学生走上街头和军警对歭时，流血事件一触即发，张学良都亲自出马，疏通当局，安抚学生，化解对抗。东北大学迁校时，他也用心支持，力促其成。
5. 金玉良言余音犹存。他对学生讲话时都一再强调自省在先，自强在后，怀技在身，报国有日。对国家式微外敌入侵的看法也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和自力更生强敌却步。这都是掌握要点，一言中的。
二、后继有人的贡献
东大建校后最初的三位校长是王永江、刘尚清和张学良。其后以代校长身份主持校务的有宁恩承、王卓然和周鲸文。其中宁恩承和周鲸文对东大的建设颇有贡献。九一八事变时东大情势告急，宁恩承安顿校务，临危不乱，坐镇校园，最后撤离，令人敬佩。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多次路经旧金山，去看望宁恩承老先生，我们坐谈终日，说南道北，其乐无穷。周鲸文于1936年在北平期间受到敦请，主掌东大校务数月，也发挥了稳定和改善校局的正面效果。如今我和他的儿子周昆交往不断，也进一步了解到周鲸文爱校和爱国的情思。
三、先父掌校的作为
正如本书作者张在军所言，先父臧启芳是主掌东大校务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他1937年到任，1947年离职，主持校政达10年之久，又面临了东大多次迁校（北平到开封，到西安，到三台，返沈阳）和长期办学的严峻考验。我觉得先父对东北大学的贡献有以下各点：
一是临危受命，继往开来。张学良因1936年西安事变兵谏后遭受软禁，东大失去领导，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难以自拔。停办东大的声浪已风云大作，此时先父坚持立场，力陈东大不能停办的理由。后经挚友齐铁生推荐，上峰同意，先父于1937年1月接掌东大校务，离开江苏省无锡区督察专员任所。这既是一个维持东大继续生存的要务，也是一个引人指责的根源。有些东北人士，包括东大师生，认为这一任命是中央政府要从张学良手里抢走东大的指挥权，用CC派（注：指国府要员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背景的先父介入，达成任务。殊不知先父不是求名求利，而是用心良苦地要维持东大存在，让家乡子弟有就学和栖身之所。先父曾在陈果夫（时任江苏省主席）麾下任职，也是陈氏有知人善任之贤，而非自成派系之私。（那时日本已霸占东北，陈氏乃启用先父和王德溥等东北名士在江苏省任职，先父在江苏先后主政盐城和无锡两行政督察区，政绩良好，市民称庆）
东北大学面临第二次存亡危机是于1937年在西安立足后，又有上峰指令东大西迁到青海的蛮荒之地，果应命实施，大多数教职员是不会前往的，东大的命运也自然中止了。先父的应变措施是及时在四川三台获得了当地县长郑献徵的支持，而迁校入川，先斩后奏，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也获得教育部的追认。这一奋斗的成功又来之何易呢。总之，先父要维护东大的存在，是志在必成，尽其在我的。
二是唯才是用，公正透明。先父掌校任职的准则是：我聘请教授一向无畛域之见，我所求的是学问品格，不问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国留学，这可以从先后在东大任教的教授名册中看出来。此一准则实施的结果是，群贤毕至，饱学之士纷纷到来，使东大成为众多优秀学人的荟萃之所，而让学生们获益匪浅。有名师在校，东大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发展，让东大进入国内一流学府之列。
三是百鸟齐鸣，百花齐放。先父全心全意在学校提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各种社团和活动，各种观点和展示都蜂拥出现，各擅胜场，不一而足。要维持这种风气和环境，是需要见识和勇气的。再有，1943年东大首先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有数十位同学弃笔从戎，加入了青年军，其中也包括了正就读东大的我的大哥臧朋年。
四是清廉正直，树立校风。先父以身作则，不贪一分钱，不做一点假。每逢上级检查单位到东大查账审阅，都是账目分明，一丝不苟，迅速查明，圆满结束。那时，校长之职也是收入菲薄。在三台八年的抗日期间，家中变卖了以往收藏的略有价值的物品，补充家用。家母手存的一些金银饰物也全部投入献机救国的行动里。
五是事成身退，有始有终。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父以东大校长、教育部特派员和东北行营教育处处长三重身份前往东北，接收东北教育设施和恢复教育运作。只可惜那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接收大员，先父除外，大多滥权贪腐，这便也加速了国民党失败，败退台湾的进程。先父见大势已去，难以作为，便于1947年4月辞去东大校长之职，再于1948 年12 月率未成年子女过上海，迁厦门；1949年6月告别大陆，渡海赴台了。1950年秋我在台湾考取了台湾大学和海军机械学校，为了减少先父的经济负担，决定投入免费就学的海军机校。其后在中国台湾海军服役达十三年。
今年9月我的译著《进攻日本》一书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问世，书中内容阐述了二战时期日军在亚太地区的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我在书内的献词里写下：谨将此译作献给先父臧启芳和先母臧王淑清。他们树立了爱国护家、心胸坦荡、助人为乐、正直高尚的典范。
四、作者著书的成就
我细读此书，得知作者张在军先生写书的准备很完善，写书的本钱很充足。他有丰富的民国教育史研究写作的经验，为写书收集参阅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此书也编排有序，顺畅易读，全书问世补充了研究东大校史的一些空白，并引发了读者的深思和感叹。
书内出现了一些长住大陆的东大校友过往的陈述，他们有的指责先父夺权谋利，有的放言先父贪污腐化，有的推论先父为何反对张学良……我要认真地告诉他们，这都是隔雾看花，难窥其实。我和书中提及的不少人都曾直接交往，畅所欲言，其中包括宁恩承、白世昌、金锡如、殷宝瑹、郭衣洞（柏杨）、徐放、于学谦和许多赴台东大校友，他们对先父的观察、理解和公正评价应该更有依据和令人取信。
2014 年11 月，北京
张在军，生于1972年9月，湖北人，独立学人，自由作者。已出版文史作品《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台版）《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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