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晚清督抚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于晚清河南巡抚这样比较平庸的督抚尚无人进行系统研究。
《晚清河南巡抚研究》以此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是五部分：第1部分“堂奥封疆”，介绍清代河南概况、河南巡抚的设置及其与中央的关系；第二部分“天中特色”是晚清河南巡抚的特点，主要是治理黄河和他们的思想特点；第三部分“自顾不暇的畿辅屏障”是清代前期河南巡抚对河南的治理，以及晚清河南巡抚在镇压太平军、捻军时的表现；第四部分“精疲力竭的中原绾毂”是河南巡抚在筹集军饷、反抗侵略以及拱卫西安行在、迎接两宫回銮的情况；第五部分“缺乏创新的豫省新政”是河南巡抚办理清末河南新政的情况。“结束语”是对晚清河南巡抚的总体评价。
大凡学历史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情结，再加上职称晋升、完成科研任务等压力，便不得不挖空心思做起“学问”来。
本科毕业时，我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总是想解决大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古代史的周期问题曾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我也不自量力地投入其中，花了五六年的工夫，提出了战国至清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八百年周期说。针对人们常说的王朝兴替周期律，我认为它并不能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并且王朝兴替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周期，而更大的周期则包括若干王朝的更替和一长一短两个分裂时期。这种宏大的问题自然不是我这样的无名小辈所能解决的，最终因能力的限制，所写论文没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直到有了网络期刊数据库，那篇论文的后半截才在中国知网上呈现给读者。
我的另一个兴趣点是同学间的玩笑引起的。1987年暑假到舞钢去玩，遇到同年毕业的河大校友。正所谓“文人相轻”。这位校友是学数学的，于是就极力证明历史学是伪科学。他举例说，像洪秀全那样的人算什么“革命领袖”，他要是科举成功了还会造反吗？我虽然作了辩解，但心中也产生了疑惑：按照老师在学校传授给我的逻辑，“革命者”都是根红苗正的，洪秀全怎么会想当“反革命”当不成才当“革命者”呢？他又是怎么从“反革命”转变成“革命者”的？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后来看了一些新的史学方法，知道了年鉴学派、长时段、短时段、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等，不仅让我大开眼界，也使我找到了尝试解决心中困惑的钥匙，于是就有了关于洪秀全的两篇论文。后来我才知道，第一篇文章是内地人首次使用心态史学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历史人物是怎么从一个王朝的极力拥护者转变成反叛者的。
但是，我心中仍然有困惑，那就是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权的王朝怎么可能被一群“蟊贼”推翻？2006年，我有幸考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博士。在导师陈桦先生的指导、督促和帮助下，我完成了《近代初期的平庸封疆——晚清河南巡抚研究》的博士论文。论文本身虽主要是写河南的，但在此过程中，我也了解了整个晚清地方督抚的大致情况。令人惊奇的是，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地方督抚对清朝的向心力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太平军攻下城池无数，但那些地方督抚，无论是才华出众者还是平庸之辈，也无论是贪官污吏还是清正廉洁者，以及他们与中央、他们相互之间有怎样的矛盾与纠葛，他们都能围绕一个目标，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将太平军镇压下去；而到了辛亥革命，起义军只是攻占了武汉三镇，各地督抚就纷纷宣布“独立”，肢解了大清王朝。因此，就直观上来说，清朝不是亡于武昌起义，而是亡于自己任命的地方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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