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解读《道德经》_杨鹏著_9787552021059

在众多解读《道德经》的著作中，本书可谓别具一格。首先，它把《道德经》置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框架中进行分析考察；其次，它总结出《道德经》宇宙观与执政观高度的统一性，并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道德经》的宇宙观与方法论；第三，从《道德经》的宇宙观出发，详尽分析了《道德经》的观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把无为而治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此书是将老子思想的超越性以及那充满魅力的深刻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娓娓道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着实值得倡导。

　　《杨鹏解读<道德经>》：
　　2．《道德经》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称为“儒道互补”，但这样的说法容易简单化。中国诸子百家中，法家是一个非常根深固蒂的存在，影响深远。荀子、董仲舒的理论，主要是儒家与法家的融合，而《黄帝内经》《淮南子》《管子》等带有道家黄老学色彩的著作，则主要是道家与法家结合的产物。墨家、名家、阴阳家等流派的思想也以某种变化的形态融入到了后来的儒家和道家之中。儒、道两家吸收各家，所以说“儒道互补”虽然有简化之嫌，但也有一定道理。儒、道两家，儒家做加法，道家做减法，后来确实愈来愈成为百川汇流的思想的大江大河。
　　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辩论竞争，到战国后期，道法结合的道家黄老思想逐渐占了上风。西汉建国后的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道家黄老学说逐渐发展为国家执政哲学，老子思想广受推崇。
　　司马迁《史记》约完成于公元前91年，其中《太史公自序》篇里记载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当时中国六个主要的学术思想派别的评价。司马谈认为：阴阳家的优点是“序四时之大顺”，顺应四季节令。儒家的优点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讲君臣父子夫妇的礼教等级秩序。墨家的优点是“强本节用”，加强生产，节约消费。法家的优点是“正君臣上下之分”，强调划正君臣上下的名分和权力。名家的优点是“正名实”，使名称与事实统一。分析上述五家优缺点后，司马谈总结道家的特征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因循阴阳家的顺四时，采用儒家墨家的优点，选取名家法家的要点，与时迁移俱进，顺应万物的变化，立风俗做事业，无所不便捷，宗旨简约而易操作，做事少而功业多。
　　司马谈评论的道家，兼容了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全部优点，避免了它们各自的局限和缺点，顺应万物自然本性，成就最大的功业。
　　司马谈对道家的描述，指的是以道家为主，融合了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等思想的黄老道家，是道家的人世治国之学。虽然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汉武帝已确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儒家己成为主流，但司马迁仍然以道为先以儒为后，用《汉书》的说法，就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说明黄老道家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力，而且说明史官独立写史的传统仍然没有被破坏。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即后人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复兴为国家哲学。但即便如此，黄老道家的影响一直伴随西汉王朝。无论儒道两家在争夺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上如何起伏变化，历代君王多把《道德经》视为“君人南面之术”、天下治理之道，学习《道德经》仍是多数君王的重要功课。
　　唐朝建国，以道为尊。唐高祖李渊自称“老君子孙”，以老子为祖宗，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以道教为国教。唐朝武德八年（公元628年），唐高祖下令道教为先、儒教次之、佛教最后的三教地位排序。此政策被唐太宗、唐玄宗等遵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强大最受尊重的王朝之一，以至于现在海外华人社区仍称唐人街。唐朝的国学哲学以道家为主，道教是唐朝第一国教。唐太宗《贞观政要》上说：“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完全是老子思想。唐太宗下诏称：“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在这个意义上，行无为而治，任民众自治，即是梦回唐朝。
　　唐以后的宋元两朝，道教受到朝廷推崇。道教奉老子为教主，老子自然受尊崇。宋真宗倡导道教，宋徽宗亲自注解《道德经》。历史上广为流传的道教全真派领袖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并非无中生有。成吉思汗三派朝臣请丘处机出山，请教治国之道，丘处机劝成吉思汗敬天爱民。元朝建国，成吉思汗大力支持道教发展，使元代成为道教最为兴盛的王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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