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战国晚期的荀子，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调，批判吸收其他诸子各派（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的思想资源，创造性构筑了以礼为宗的儒学思想系统。《荀子礼思想研究》立足于《荀子》原典，秉持“史思相养”的研究方法，沿循礼之缘起、礼之本质、礼之道德功用、礼之政治功用这一总体思路，系统深入描画了荀子礼思想的逻辑脉络。在荀子看来，礼是人文世界的至高原理，以层级化的名分秩序（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为其本质内涵，既能修一己之身涵养圣贤人格，又可治国平天下达致“群居和一”的至平境界。

　　曹兴江，1983年生，江苏赣榆人，讲师，东南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主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河流伦理与河流生态治理”1项，参与多项省级课题；代表性学术论文有《家庭伦理实体的生成与裂解——黑格尔家庭伦理思想释要》《荀子君道思想论纲》等。

绪论
一 研究之缘起
二 研究之现状
三 研究之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礼之缘起
第一节 “性恶则贵礼义”：礼之必要的人性根基
一 “性”概念之意涵
二 “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礼之必要的“性恶”预设
三 “称情而立文”：礼之必要的情感诉求
第二节 “人生不能无群”：礼之必要的群体向度
一 “群”概念之意涵
二 “人生不能无群”：群何以必要的生存论考察
三 “制礼义以分之”：群何以可能的制度前提
第三节 圣王制礼及其客观根据
一 “礼莫大于圣王”
二 “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圣王制礼的客观根据


第二章 礼之本质
第一节 人异于禽兽的族类特质
一 “人道莫不有辨”
二 “人能群，彼不能群”
三 荀、孟人禽之辨的异同
第二节 “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作为差序结构的礼
一 “礼法之枢要”贵在“定分”
二 “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


第三章 礼之道德功用
第一节 “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先天根据
第二节 “礼及身而行修”的道德工夫
一 “礼者，所以正身也”
二 “不教无以理民性”的道德教化论
三 “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论
第三节 “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道德工夫的圣贤旨归
一 “好法而行”的士人格
二 “笃志而体”的君子人格
三 “齐明而不竭”的圣人人格


第四章 礼之政治功用
第一节 “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君主角色的理论设定
一 “君者，善群也”：群道的人格化身
二 “闻修身，未尝闻为国”：君主以修身为治国的基础
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也”：君主通向无为而治的政治能力
第二节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礼法相养的治国术
一 礼的治国效用及其限度
二 法之治道地位的彰显
三 “明德慎罚”的德刑论
第三节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之经济分配功用
一 “进则近尽，退则求节”：对待欲望的合理态度
二 “礼者，养也”：养欲给求的分配原则
三 “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养欲给求的政治担保


结语
附录荀子君道思想论纲
参考文献

　　《荀子礼思想研究》：
　　（二）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对象
　　荀子既然规定了“教化”概念的本质内涵，这说明他已预设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教化的施行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不然的话，他根本没有必要界定“教化”概念。实际上，在苟子看来，教化的施行确实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性恶篇》就是从人性层面专门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等欲望，而且这些欲望蕴含趋“恶”的自然倾向，如若一味地顺从这些欲望的尽情满足，人们必然陷入无休止的纷争，社会也就会动荡不安，在此意义上，苟子提出了“人之性恶”的命题，正因为“人之性恶”，所以“人无礼义，不知礼义”②。既然人自身内部不存在“礼义”的先天根据，他们也就不知道“礼义”，因而若要切实发挥“礼义”范导个体言行的道德功用，社会层面的道德教化也就十分有必要了：“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③唯有接受“师法”“礼义”的转化与引导，个体才能懂得相互辞让，遵循文理而行，由此，整个社会也就安宁和谐，从而归于太平盛世。不难看出，在个体内在德性的涵养与社会外部秩序的整治过程中，道德教化无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可见，“人之性恶”是“君师”或“圣王”推行教化的重要缘由之一，所以说：“不教无以理民性。”④
　　此外，战国晚期的社会历史境遇也加剧了“君师”或“圣王”推行道德教化的必要性。一方面，“邪说”“奸言”盛行于世，天下百姓受到它们的欺骗蒙蔽，迷茫不知所措，从而严重地动摇了儒家以“礼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荷宇嵬琐，使天下浑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⑤，所以荀子不但猛烈地批判了“六说”“十二子”①，而且还表现出更加极端的敌对态度，将他们看作“圣王”先要诛杀的“奸人之雄”：“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②另一方面，世人信奉诸种迷信观念（相面术、天人感应、鬼神等）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司马迁将战国晚期的这一现象概括为“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苟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③由于“消极地看待吉凶，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在当下过一种积极的符合礼的生活。只有揭示那些迷信观念的虚妄性，才有可能在根上拔除有害于‘道’的行为方式”④，所以荀子在《非相篇》《天论篇》《礼论篇》等篇章中曾沉重地批判了世人“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的社会现象。⑤综上所述，无论是个体内在的自然本性，还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现实遭遇，分别从不同维度彰显了“君师”或“圣王”教化民众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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