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_曼瑟·奥尔森,陈郁_9787543227774

　　《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首次探讨利益集团集体行动微观基础的经典名著，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有超过十种语言的译本。如果想对利益集团理论有深刻的理解，那么这《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无论如何是必须一读的书。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中通过对各种利益集团（包括大、小集团）的分析，证明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个人的理性选择往往会导致集体或社会的非理性结果——这一公共选择命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可以说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起源正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

　　经济干预的倡导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哲学意义上也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曾强烈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强制征兵的做法，认为公民自己有决定是否参军的权利。这种对个人权利的无上信仰竟然出现在颇多政治智慧的凯恩斯那里，可谓极端。在凯恩斯之前，克努特·维克塞尔作为老牌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任何一项政府财政开支如果得不到议会的“一致同意”，那么都不应该付诸实施。这可以看作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一致同意”理论的先河。
　　然而，本书的作者曼瑟·奥尔森认为这些观点并不是自由主义哲学的合理演绎，似乎他自己倒是自由主义哲学的一个合理推演者。以工人参加工会为例，在他看来，每个人“工作的权利”，即不参加工会、不付会费而工作的权利，这和人们“不参军的权利”和“自主选择消费的权利”是一样的，后者在这里表现为人们不为他们认为不需要的政府服务而纳税的权利。在奥尔森眼里，工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与产业主讨价还价，是和参军作战从而战争结束带来和平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而产生服务这两个事例有共同之处的，即不管个人是否参加工会、是否参军、是否纳税，他们均能分享这三者带来的“收益”。故这三种“集体的行动”都有强制的意味，以防“搭便车”。奥尔森是在探讨了集体行动的“强大逻辑”之后再涉及工会这一利益集团的行动的，并以此为例而兼及其他。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结论，关键是不同的逻辑和方法。奥尔森虽然没有给自己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但他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赞赏市场。市场的力量和价值人所皆知，而不管那人是左派还是右派，言下之意似乎他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孜孜以求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希冀突破极端的非左即右的“两分法”，寻找到他心目中的“第三条道路”。但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天然建立在个体的“经济人假定”之上，这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即每一个都通过成本一收益计算追求自己的行为最大化。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或集体行动领域，亦复如此。

　　《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
　　潜在集团中的政府干预和经济自由
　　这一研究工会和其成员权利或自由的方法也可以澄清对政府角色和公民经济自由的一些争论。有许多人争辩说，社会主义和政府越来越多的活动，一般会、或者不可避免地会限制经济自由，甚至还可能会威胁政治权利。也有人否认国家的经济活动会限制“自由”，他们认为自由主要是包含民主和民权的政治概念，而不涉及经济政策。
　　这一争论常常由于纯粹语义上的误解，以及搞不清分歧到底在哪里而愈加复杂。因此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这一争论的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经济制度和政治自由两者的关系。许多保守的思想家认为只有当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充分小时，民主的政治体系才能存在；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政府计划和福利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斯大林式的或希特勒式的独裁。另外许多人的观点正好相反——只有大胆的政府计划和自由主义的福利措施才可以防止产生能够导致独裁政府的失望、沮丧和不满。这一方面的争论与《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无关。
　　对经济自由争论的另一方面是经济自由由谁保留以及为什么保留的问题。也许大多数思想家很关注个人自由的控制或限制是不是通过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而举行的民主选举来施行的，或者是不是由不顾受其控制的集团的利益的独裁者或寡头政治来施行的。有人会说在前一例中“强制”并不是真正的强制，而在后一例中则是。这一区别在下一个特例中极为明显：一个集团全体投票赞成对自己执行某一强制条例，因为如果每个人都遵守这一条例的话，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在这一特例中没有谁的自由受到了侵犯，就像两个人自由地签订了一份合同，这样显然用法律手段强迫他们在未来要做什么，也就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应该承认，这一对强制绝对一致的支持是不同寻常的。然而，在大多数不是全体成员投票支持某一为了集体利益的强制措施这一更一般的情况下，多数人对这一强制的反对不会像对不顾其臣民利益的独裁者实行的强制的反对那么激烈。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人，特别是放任政策的狂热支持者，认为在民主制度下的多数人的经济独裁，或者政治领袖的仁慈的家长式统制，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强制一样是对人类自由的践踏。对于经济自由这一方面的分歧非常重要，但不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的重点。
　　对于经济自由分歧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涉及经济自由本身——不接受对个人经济生活的任何强制，不管它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安排是什么。经济自由分歧的这一方面与《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直接相关。对于这一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这是一个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但关于其存在或现实性则是普遍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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