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政策制定者、学者、媒体人都坚称，美国的霸权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该书却指出，“霸权”只是美国为了自身大规模的防御建设、世界主导地位的合法化，以及满足选民的自尊而制造出的一个幻像。并且，霸权对于美国自身利益以及全球秩序也是不利的。
两位作者在书中，通过议程设定、经济监管，以及对全球倡议的赞助三个方面，叙述了霸权在国际秩序中的表现。他们认为，当今世界，以上三个概念已经通过国际体系，被欧盟、中国以及其他重要国家所深刻影响。相比之下，美国不再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了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不稳定的源泉。
许多决策者、记者和学者认为，在应对全球性的混乱时，美国的霸权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本书证明了霸权只是被虚构出来的。被虚构的霸权之所以会泛滥成灾，是为了支撑美国庞大的国防建制，将美国对世界领导权的诉求合理化，并维护美国选民的自尊心。本书认为，霸权有悖于美国的利益与全球秩序。霸权应表征为议程设置、经济监管与赞助全球性的倡议。如今，霸权的这些职能已通过国际体系分散开来，欧洲国家、中国与其他较小的国家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他们相比，美国却往往是导致政治、经济动荡的源头之一。有别于那些关注权力的美国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本书对影响力进行了非同凡响的剖析。他们的分析证明了，为什么美国这个迄今为止全球较强大的国家，愈发无法将其权力转化为影响力。
我们很荣幸，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并出版我们的这本书，也很高兴能为本书的中译本写这篇前言。
中译本适逢其时，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特别令人关注且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复杂而又经延展，其间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再度被置于辩论的前沿。确定无疑的是，在大选的讨论中，美国的决策者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会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即在“接触”与“对抗”之间来回摇摆。
这样的政策辩论反映出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差异。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均关注于物质形态的权力的重要性。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军事资源的重要性。他们利用霸权理念与权力转移理论，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挑战者——不仅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更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区域政策。他们主要倡导对华实施遏制战略，借此明确地传递美国的意图。在近期因南中国海主权问题而引发的紧张态势中，美国的这一意图表露无遗。美国的飞机与舰船已进入了中国宣称的领土，而美国则用航行自由的国际准则使其行为合法化。
相比之下，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注重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因而主张鼓励中国接受当前基于规则的机制体系，而这一体系是由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建构的。尽管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方式不同，但是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全球体系的演进路径与历史以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的构想是相符的。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都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们忽略了权力的社会形态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在修辞上承认，法律、规范和规则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作用。可是，在他们的分析中，诸如文化、合法性或信誉等概念却极少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把这些概念归诸全球政治动态中不足称道的范畴。例如，对他们而言，议程设置纯粹是最强大者意志的体现。
我们的观点与之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即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是21世纪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动力。在本书中，我们探究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如何基于其本土文化及可用资源，并将物质权力、社会权力中的元素以不同形式组合在一起。这些元素有助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定义自身的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的最为适宜的方式。我们主张，传统的“权力”观念是指望不上的。根据物质和社会权力的不同配置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力”——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描述大国的目标，尤其是在一个大国间常规战争不再是可行选项的世界里。
基于这样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见解，我们关注中国、欧洲和美国在界定和追求其各自利益时存在明显差异的方式。在20世纪，欧洲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代价，因此欧洲已集体舍弃了成为强大军事力量的意愿。欧洲偏向于运用其丰沛的社会权力和有限的军事能力，集中于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议程设置。在这本书中，我们展示了欧洲在一系列的政策领域（包括经济、安全、环境与人权）所做努力的范畴和动力。
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虽然拥有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其合法性却逐渐被削弱。此后，美国开始寻求一种赞助战略（strategy of sponsorship），该战略时常与较为传统的战略（例如通过领导获取霸权）并行。在这一新颖的构想中，我们认为，美国越来越多地选择用其军事能力去支持由公民社会团体发起，并由全球或区域性组织法典化的多边倡议。美国的这些举措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障碍：它们挑战了有史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军事化的美国文化，这种文化缺乏耐心，且不愿遵循他国的领导。美国的官方政策，及其使用军事力量支持其他倡议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因为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这些承包商有时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行事，有时则独自行动。不过，美国的决策者愈发意识到，赞助战略带来的回报是引人瞩目的，例如，降低成本、更容易实施退出战略，而且美国可以避免在地缘政治中抽身而出。
依据我们的描述，中国的立场与欧洲或美国截然不同。中国选择的战略能够有效地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资源，这符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的作用，及其明确界定的“和平发展”的文化取向。令人关注的是，中国通过投资来维持全球贸易的现行体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贸易、援助和金融在构建中国有限的社会权力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运用它们实现其经济利益，同时在国际机制与全球市场中增强中国作为“良好公民”的公信力。故此，我们展示了2008年的大衰退时期，中国在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中国提出的诸多倡议支持了我们的观点。首先，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这是一个例证；其次，中国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的基础设施建设，借此联通亚欧大陆，从而增进全球贸易；再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有鉴于此，我们将中国发挥的作用称为“监管”（custodianship）。
有时候，美国的评论家会离谱地把中国的经济举措当作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挑战。这种观点还是有影响力的，它不甘于接受的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比过去还要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担心这会对美国的主导权构成挑战。因此，无论是美国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其重要人物都把中国近期的倡议视为排挤美国的主导地位，而非增进全球发展的互惠互利的机遇。上述这种忧虑可以解释美国决策者为何热衷于在亚洲推行区域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并排斥中国的参与。
与之相反，我们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探究一种构想，建议新兴的全球体系应当包容这些物质、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在亚洲和美国，有关权力分配的转移的广泛争论并未捕捉到当前形势的动态。再者，如果假定美国、中国与欧洲的利益处于零和的态势，无法得到充分的调和，那么就会有引发动荡的危险。我们认识到，在彼此适应时，除了国家目标之外，文化的差异也会产生难以应对的阻碍。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需要理解、尊重并洞悉彼此的文化，以求避免可能引发冲突的“简单化”。
对于当前充斥着世界的种种误解，我们无法将其归咎于某一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这些问题。不过，如果我们开始意识到根本问题在于自己用来描述问题的传统视角，或许我们能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冲突模式，并由此产生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互利政策。我们的这本书正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而尽绵薄之力。
最后，我们在这篇前言的结尾处感谢两位同仁，感谢他们为本书的中译本出版而付出的努力。首先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他确保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合作进程连贯流畅。更重要的是，陈锴作为我们与中方出版社的协调人，以及本书中译本的译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凭借自身努力、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他花费了研究之外的大量时间，帮助我们将思想呈献给中国的读者。我们由衷感谢他为此付出的辛劳。
理查德·内德·勒博 西蒙·赖克
西蒙·赖克，现任美国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全球事务部及政治学系教授。曾就职于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曾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与分析主管，福特人类安全研究所的创始主任。
理查德·内德·勒博，现任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政治理论教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士、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詹姆斯·O. 弗里德曼首席教授（荣誉退休），著有《国家为何而战》、《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政治的悲剧视角》等书。
陈锴（译者），陈锴，男，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泰国法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著有Comparative Study of Child Soldiering on Myanmar-China Border: Evolution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Singapore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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