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正德时期首辅刘健研究_翟爱玲_9787520302708

　　《明弘治正德时期首辅刘健研究》力图从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与个性倾向两个方面，对明代的政治人物刘健做出全面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刘健的家世及早期经历、政治生涯轨迹、政治活动中的人际关系，考察了刘健的著述及其思想意识，并对其做出历史的评价。

　　这部专著，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近几年研究不断深化，又进一步充实内容、改写修订而成。这种充实与修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新发现和搜集到的资料为基础对原文的论述进行充实和补充；二是对论文原稿个别章节的内容进行了深化和丰富；三是对部分章节进行一些结构性调整。

　　以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其对象主要集中于那些存世资料丰富、历史影响突出的名人，研究视角也不外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随着近几十年来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史料来源渠道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许多以往并不为人所重视、或虽有所重视却因史料搜集和整理困难而少有研究的一些历史人物，逐渐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被誉为“理学名臣”的明弘治、正德时期的首辅刘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研究者的视域的。

　　刘健以其独有的严谨认真、果敢善断、不偏不倚的为政风格，以及在“弘治中兴”中所发挥的劝谏启沃、辅养君德，论思建言、赞画政务等重要作用而称著于时、享誉后世。他“清介持家、清廉为政、清白做人”的品格，至今仍有许多令我们敬仰、感动之处。故此，在当初选择博士论文研究主题而导师建议我从历史人物研究做起时，我便首先考虑到了刘健。

　　最终选定刘健作为研究对象，虽有如绪论中所言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但主要还在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鉴于刘健在明代前中期尤其是弘治、正德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二是在此之前还未见有关刘健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出现。因此，从填补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这一空缺来说，对刘健的研究应当更具有学术意义。这便是我做此研究的动机和初衷。

　　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发现：有关刘健的史料极其零散、纷乱，甚至错讹与抵牾之处很多，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而搜集、整理和考证这些资料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超乎想象。在读博的几年间，我用了绝大部分时间来进行这种工作。为此，经常穿梭于天津、洛阳等地各大学的图书馆，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图书馆，多次寻访刘健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走访其后人。平时则是从早到晚沉浸在南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提供的各种电子史籍，以及如超星、书生、读秀等其他网络资源的海洋中。

　　俗话称，“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这种坚持，不仅搜得有关刘健的大量资料，甚至还从日本国会图书馆获得了一套十分珍贵的《（弘治）河南郡志》全帙，而当时这部方志在大陆仅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处存有部分残卷。几经努力，我的博士论文最终以34万字的篇幅顺利通过答辩。

　　2015年，初步修改的研究文稿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荐，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之后按照评审专家的指导意见，又经半年多进一步的修改与深化，至2016年，最终形成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

　　之所以赘述以上情况，是想表明对于这项研究虽自认为付出了极大努力，但因学识及能力原因，实不敢称对刘健的研究已达深入、细致与全面、公正。书中仍不免遗留有诸多遗憾，也只能待今后的研究来完善。倘若本书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将是我引以为幸的巨大收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书稿形成的前前后后，始终得到我的导师、南开大学李小林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评委老师南炳文、万明、张兆玉、何孝荣、王薇诸位先生所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以及后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匿名评审专家所提出的中肯而深刻的见解，都对本书稿的修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最终文稿结构的调整和某些观点的修正与深入，正是按照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来进行的。文稿修改期间，正值我在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访学，导师方志远教授的教学与指导在诸多方面对本书稿的修订产生启发与帮助。

　　借此书稿付梓之机，首先向李小林、方志远两位导师致谢，感谢他们的辛勤指导并为拙著作序。同时对博士论文答辩时诸评委、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匿名评审专家们表示真挚的感谢。感谢他们给予的宝贵意见与建议。此外，书中也引用了一些当代学者的学术观点，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明弘治正德时期首辅刘健研究》：

　　第一节入阁前的为官经历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刘健登进士，当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开始了其大约16年翰林院官员的文翰笔墨生涯。

　　成化十二年（1476），他依例升迁至春坊右谕德，开始了东官侍官的历程，由此获得与当时身为太子，后来登基的孝宗皇帝的直接接触，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际遇和他本人个性的发挥，使得他在众多的翰林官员中能够脱颖而出，被擢入内阁，成为朝廷一品大员。

　　本节旨在阐明他在入阁前这段时期内的仕途表现以及由此为后来人阁为政所奠定的基础。

　　一任职翰林院之仕宦训练

　　从登进士到进入仕途的前几年，对于刘健来说似乎是一个颇为“走运”的时期。乡试后，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刘健于天顺四年（1460）二月加入了来自全国各地3000多名士子组成的会试大军。会考中，考场突起大火，他冒着烈焰冲了出去，逃过一劫。据说，这是在他很小的时候那位僧人曾预言他一生历经七劫中的一劫。①而更幸运的是，他在这次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成为可以参加廷试的450人之中的一员。继而他又在廷试中，以二甲第39名得中进士。在接下来由内阁与吏部会选庶吉士中，他又以第一名身份入选。

　　据一些史料记载，在当年考选庶吉士时，英宗曾诏谕内阁：在这批进士中“可选人物端重、语音正当者二十余人为庶吉士，止选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时者方选取”。②故此次选庶吉士，南方只有三人人选，其余大都为北方人。③所以，从表面上看，此次人选对于刘健来说可谓一种“运气”，但在实际上，这与他本人的气质举止、学问水平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一则，庶吉士的选取比较注重个人外在形象。刘健天生“骨相奇古”，与许多身形俊伟者相比虽然不够“气派”，但“端重”的仪态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性格修养的内在潜质，而刘健自幼就有“端重好学”的气象。①可以说，刘健自身崇尚传统理学而形成的那种老成、持重的内在精神特质，在这里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再则，从庶吉士的选取要求来看，其主要依据仍是参选进士们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章内容。如南方人张元祯，身材矮小，的确在外在形象上难以取胜，却以享誉“神童”的出众文才而得入选。②但是，翰林院为“储官之地”，对论、策等治政素质更为看重。刘健能超越“神童”张元祯以第一名入选，其早年刻苦求学致理所获的学问积淀与政治潜质就成了“加分”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带给他人生转折的机遇，使他从此走上了政治舞台。

　　庶吉士实质上还只是预备官员，但比一般进士显示出更高层次的地位和待遇。依照明代规定，刘健等所入选的15人与已授翰林修撰、编修之职的本科状元王一夔、榜眼李永通和探花郑环，一同于翰林院中跟从学士刘定之、钱溥读书学习。“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帝时至馆召试。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且给校尉驺从。”③相形之下，其他进士的情形却大不同，当年三月，“吏部言今科进士除擢用、选留外，其余一百三十八员欲依例分拨各衙门办事。缘前科进士尚有一百七员未选，上日：‘今科进士令回原籍依亲读书”’。④别说是回乡依亲读书，即使如以前有些没有人选庶吉士而待一定时期直接授职的进士，也享受不到庶吉士那种政治和经济待遇。其次，庶吉士在完成规定的学习期限之后，就可以直接除授官职。而进士虽然也已经取得为官资格，但必须等待一定期限后才可授职，而这个“一定期限”实际上难以确定，甚至有超过5年而未能授职者。最后，就除授官职的级别来看，庶吉士也更具优势。一般而言，“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⑤虽然有时庶吉士也有授他职者，但在明代，尤其是前中期以后，人称“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人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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