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等在国家意识中无疑具有合法性，但文化规则造成的社会性别差异已经深刻地内化，在理论工具缺乏，理性认识不足的前提下，光有对性别平等的一般愿望是无法识别性别不平等的，在性别不平等基础上所建立的平等规则，很难保证不是对女性的另一种不平等。而从“照顾”女性出发的规则考虑，也很难避免不是对女性权利的歧视性对待。《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之二）》特别坚持用社会性别方法，分析政策、法律、观念和行为，提高现行政策和机制促进性别平等的能力。值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领导干部和高等院校的教师阅读和传播。

　　性别问题不只是一种家庭内部关系，而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关系。性别平等也不是在国家发展的大道上给妇女增加一辆车那么简单，它需要通过对制度及其运行追根寻源，包括充分认识现行社会系统、结构运行、政策项目造成的歧视性，通过加强法律权利、积极行动政策和长期性的制度变迁，改变对妇女的偏见和歧视。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调整两性的社会关系，不仅指制定若干条专门解决妇女问题的具体政策，而是在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的全过程中，都要有明确的社会性别平等观点。那么，对公共政策过程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