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_杨一博_9787520307611

　　哲学家文德尔班认为，德国古典美学是近代德国的思想底色。“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探究德国古典美学怎样通过对历史意识的建构，支撑德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发展。

　　《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第1章对德国古典美学与历史主义的概念进行解析，第二章论证德国古典美学与历史思维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三章提炼了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的理论核心，第四章考证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在其民族文化、政治间的理论效用。

　　《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附录部分的三篇文章，旨在将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作为具有普遍效用的美学原理，并将其用于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理解中。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杨一博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已经四年了。放在面前的这部书稿，是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并充实的成果，也是他在北京以及美国密尔沃基市学习和工作经历的见证。

　　读博士之前，杨一博是代迅教授的高足，这一背景决定了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在西方美学方面。记得2011年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他决意仍做西方美学研究。对于这一选择，我是同意的。这是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我在内的几代学人，对专业的认知，大抵脱不了西学的背景；做中国美学研究，则多以始自王国维的“以西解中”为圭臬。在当代文化的全球化时代，这种中与西的交互，更是重塑传统、为旧邦赋新命的最重要路径。基于此，我一直认为，越是做中国美学，越是要首先学好西方。尤其初入门径的青年学者更是如此。但我同时也坚定地认为，做西学研究，终究是一项为解决中国问题获得现代视野的工作，选择的西方问题，至少要和中国自身形成观念的映照。基于此、我当时建议杨一博关注西方美学的历史意识或历史态度问题，以便和中国具有鲜明“历史本体论”性质的美学传统形成呼应。按照这一思路，同时根据杨一博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积淀，我们首先决定做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然后我建议他做“德国古典美学的希腊想象”问题，再然后就有了他这部《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换言之，这部著作从当初的选题到后来初稿的形成，并非兴之所至的盲目决定，而是包含着重建中西美学历史论述的重大关切在里面。

　　为了博士论文的顺利推进，2011年7月，杨一博参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到美国马凯特大学，跟随柯蒂斯·卡特（CurtisL.Carter）教授学习一年。卡特先生是原世界美学协会主席，也是在中国广受尊敬的美学老人。他所在的马凯特大学哲学系，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重镇。在这一学习过程中，杨一博对论文主题作了进一步调整，即将原初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希腊想象”问题，拓展并深化为“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研究。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自文艺复兴以来，希腊传统代表了欧洲文明的普遍价值，它缺乏德国的专属性。而杨一博所讲的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则关注到德国古典哲学历史意识的发生、审美在这一意识成长过程中的主导性，尤其是美学在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的作用。这样，原本作为美学史问题的希腊想象，就转换为对德国古典哲学审美和历史本性的直言判断；原本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普遍有效的希腊想象，则转化为德意志民族精神史的本土化建构。由此，审美历史主义这一命题，不仅因被有效纳入德国古典哲学体系而获得理论的一般性，而且成为德国美学和民族历史的专属问题。我之所以用“拓展并深化”概括这一选题对德国古典哲学历史特性研究的价值，原因就在于，它首先将具体的历史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然后又用这种关于历史的哲学定性，实现了对德意志民族史的审美发现和重建。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一直以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为目标。就此而言，研究其历史特性，尤其以审美维度介入其历史特性的研究，就等于将超越经验之上的普遍真理问题，重新还原为人的当下经验问题。这种切人方式无疑具有挑衅的味道。但是很显然，自康德以降，德国哲学对真理或真实问题的讨论，已被限定在了人的经验范围之内，经验的边界构成了人类知识无法逾越的边界。这意味着，虽然哲学家自认为他的工作在揭示真实，但事实上，他仍然不过是以真理或真实的名义在作诗。

　　《德国古典审美历史主义》：

　　谢林则将真实的范围扩大，并且他采用了将美学作为认识并实践真实的这一理论方式，最终，美学在谢林的哲学体系中被置于最高的位置。所以，在考察谢林哲学中美学与历史的关系时，不能先考察其美学的意义（因为美学包含了谢林整个哲学体系的意义）再考察其历史哲学。对于谢林来说，美学与历史的关系不像康德那样，是美学的方法在历史中的运用；也不是像费希特式那样，将美学作为历史发展标准。因为康德与费希特关于美学与历史的论述，虽然都承认美学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美学与历史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起来。例如费希特将美学作为历史的标准，这种标准只是外在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不接受或否定这一标准。但是在前期谢林哲学体系中，美学与历史具有了内在逻辑的联动性，即在方法论上，美学是对历史哲学在处理自由与自然关系中陷入最终矛盾时的拯救；在本体论上，美学是历史存在及其价值意义的基础。前期谢林对历史与美学之间的此种关系的论证，具体如下：

　　历史思维是为了解决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内在的矛盾，即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在理论哲学中，主体通过对外在自然的认识，意识到了自我的自由性，而正因为意识到自由性，人才进入实践领域去创造自然。这一过程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理论哲学中主体对客体认识的一致性，如何在实践哲学中又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服从，即如何解决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谢林引入了人类历史。他认为，历史是人类解决自由与必然性的例证，是理论理智向实践理智发展的过程。

　　谢林在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通过对法律制度的逻辑证明，展现出人的实践自由与自律之间矛盾的统一，即法律是人自由地创造的自律。但是，这种统一在谢林看来并未达到最终的统一性，即法治的普遍规律性如何体现在整个时间的过程中。在谢林看来，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展现出法律中所体现的短暂的自律与自由的统一。“这种普遍的、盛行于各国的法律制度使各国摆脱了迄今相互对立的自然状态，自由正是在各国的这种相互关系中推动着它们作最大胆、最无拘束的表现，而整个自由表演的过程就是历史。”①“历史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表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并且只有这种统一才使历史成为可能。”②从而，历史通过其整体性，解决个体自由与整体规律的矛盾。“历史既不能与绝对的规律性相容，也不能与绝对的自由相容，而是仅仅存在于这样一种地方，在这种地方，唯一的理想实现于无穷多的偏离活动中，结果个别历史事件虽然不符合这个理性，但全部历史事件却符合这个理想……只有自由与合规律的统一，或者说，只有整个生物类族渐地实现从完全丧失的理想的过程，才构成历史的特点。”③

　　谢林认为，历史具有将自由与自律统一起来的原因是，历史具有一种“综合”的能力，即历史可以将自由与自律综合起来的能力。但是，谢林最终发现历史的综合能力，实际上本身就成为一种规律，一种使人类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规定性，而这本身即是不自由。而且，历史的综合统一性的来源又是在哪里？谢林认为，历史的综合能力来源于一种更高的统一性，谢林称为“天意”或“历史中的上帝”，并认为，“这种规律性作为一只未知的手编织出来的东西，通过任性的自由表演，贯穿在全部历史过程中”④。最终，谢林试图通过历史解决人类自由与自律的矛盾的方式，导致历史陷入了神秘主义，而这与历史的对象——现实、真实性是相违背的。谢林哲学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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