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动流畅的语言叙述活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医学大师周潜川及其优秀传人廖厚泽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从医经历、精湛的中医技艺以及对中医学巨大的贡献，兼及作为周氏第三代传人的著者对中医学的理解和认识，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了解一些中医学基本知识，并有所人生启迪。
“中华百工”是一套旨在宣传中国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及传承人的丛书。丛书从国家级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选择几十位技艺精湛、口碑良好，在所从事的包括剪纸、雕刻、版画、刺绣、印染、营造、泥塑等各种行业中深受尊敬的代表性人物，以传记散文、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他们各有特色的师承授受、技艺源流、技艺特点、成就造诣，使读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传统技艺及其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永恒价值，并增强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家乡故事小时候，每当我们三个孩子按照湖北俚语“坛子里喂猪——一个个地来”的规矩，被依次洗完脸和脚、抱到床上躺好后，便进入了睡前的最后一个程序——讲故事。父亲的故事内容极为丰富，例如二战时英国的巨舰“胡德号”如何不幸被德国的“俾斯麦号”击中弹药库、李鸿章出使欧洲时的逸事等，但津津乐道、重复无数次的保留节目便是他的家乡与孩提时代的故事。当他在中年步入岐黄之道后，自己刻了一方“香江慈臣”的印章，前面两字体现了对故乡的无限思念，后面两字则凝聚着对蒙教之师的缅怀。
昭君故里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船，沿江而下过了蜿蜒曲折的瞿塘峡、神女所居的巫峡后，我便会凭栏北望——期待着看到那条自山间流淌而出、一年四季永远清澈见底的香溪河。因为沿着这条清泉般碧绿的小河，向北溯流而上前行大约20公里路，便是我和王昭君这位历史名人共同的故乡——湖北省兴山县。
兴山，原系楚国封地，治所为高阳城。三国时分秭归县之北界立兴山，因该县的治所兴起于群山环抱之中，故名“兴山”。其后与秭归、巴东屡有分合，明代成化七年（1471）复置兴山县至今（因而经常会听到说王昭君的故乡为秭归）。在遍山柑橘柚、四处杜鹃花的县城所在地，原有名叫昭君台的古迹，民国时期一彪农民起义的人马经过这里时，但闻其读音而误以为是“招军台”，大怒道：“招军，招军，招了军还不是为了打我们吗？！”随即纵火焚之。唯有那昭君日日汲水洗脸，从而使其美貌无比的楠木井依然还在。
故乡风物在父亲口中讲了一辈子，晚年虽然没有落叶归根，但他基本每年都要“回家看看”，在父母的坟前烧些纸。此时他心中想些啥，我就不得而知了。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他将人手的所有钞票都买了书，连同几十年的藏书，一起送到老家，这便是县图书馆中“医籍馆”的由来。据《兴山文史资料》第9辑载：“1987年11月25日，兴山县图书馆挂起一块‘兴山县医籍馆’的招牌。医籍馆凝聚着远在北京工作的老中医廖厚泽先生的心血，他得知家乡发展图书事业经费困难时，首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2232册中外医籍论著无偿地捐献给县图书馆，并告诉经他治愈的患者，请将对他个人的酬谢转为对故乡图书馆的赞助和支援。
至今我馆收到了来自武汉、湖南、北京等地寄来的赞助款和图书……”对此，母亲也只能叹口气——自己的儿子也学医，连书都不给他留下。
医学启蒙1923年，父亲出生在兴山县。他上有一兄二姊，下有一弟两妹；爷爷在城关开着一家糕点铺，不仅生活无忧，而且兄妹七人皆能人学受教。在这个大家庭中，还有一位共同生活的老人王慈臣。据说他是清末举子，因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又通晓医术，所以爷爷便将其供养家中，免费为百姓看病。每当晚饭后大家围坐在炭火盆边时，他便会叨唠一日治疗之事，讲些医学道理。记得有关王慈臣的故事中，曾经提到他特别爱用丹参，分量为一两（30克），谓之“丹参一味，功同四物”。
所谓“四物”，即用于活血、补血的著名方剂“四物汤”，由当归、川芎、芍药、地黄等四种药组成。而时至今日，经过科学研究，丹参的治疗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应用非常普遍。
在父亲编写的《惠民良方》中还记有王慈臣所传的“息风固脱方”。
记得上小学时的一个周末，我与父亲正在理发，母亲跑来叫我们说“邻居李奶奶晕倒了”，一头肥皂泡沫的父亲就这样跑回家写下此方并令其家人马上去抓药。服药之后没过多久，这位面红耳赤、常年高血压的老太太居然长叹一声醒了过来。其后又有数次，皆是如此，至今令我不解：她的数次昏厥，难道就没有脑出血吗？如果有，吃了这药就能醒过来吗？在不时兴马上送医院做检查的时代所留下的这个疑问，永远都无法再弄明白了。
小时候我的牙长得稀稀拉拉，相互间的缝隙很大，父亲为此带我去向他的师父周潜川求助。但周氏看过之后说：“天生如此，那也没得啥子办法呦。”但父亲不甘心，于是便常让我吃王慈臣所传“左土汤方”。换牙后竟然缝隙全无，虽然父亲为此而得意之极，但我还是无法断定是否与吃药有直接关系。
总之，一群孩子中，唯有父亲有兴趣听、用心记王慈臣的“医学课”，并最终影响到他的职业选择。这种蒙童时代耳濡目染之教的作用与影响，其实并不在于能够掌握多少具体的医疗技艺，而是能在被心理学家与教育学理论家称为“白版”的幼儿头脑上打下“烙印”。正如人类学家在分析“文化与符号”问题时所言：“文字之所以成其为符号，是因为它具有人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当以《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女儿经》等为启蒙教材时，儒家纲常、道德理念、为人处世之道，便随着“识字”的过程印在心中、融入血液，成为“常识”并影响一生。这便是“文化”一词的本义和“文化”的过程——以“文”化“人”。
目睹爷爷养孤老、王慈臣不取报酬为人治病之事，对于父亲而言，无疑是博爱、仁慈道德理念的切身之教。这恐怕要比成年之后，在大学课堂中才读孙思邈之《大医精诚》①等医德教育之美文的作用要大得多。再者，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类比推衍、物类相感之认识自然的基本方式，原本属于文字符号承载的文化内涵。如果伴随识字过程、启蒙之教便接触到这些文化内容，那么在接受以这种认识自然的方式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时，自然一脉相承、毫无抵触。俗语所谓“秀才学医，笼中抓鸡”，正是形容但凡有文化者，学医便是手到擒来的容易之举。宋代以后，随着知识分子的增多、仕途拥挤而出现了大量的“儒医”，许多文人墨客虽不以医为业，但却能编写医学著作、处方疗病，其原因正在于此。父亲在经历长期的现代科学教育，从事现代技术职业之后，能够毫无障碍地转入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岐黄之道，无疑要追根溯源到王慈臣在其“白版”之脑上打下的烙印，以及那段叨陪鲤对的童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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