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_齐红深_9787534785320

《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史实和当事人的深刻反思再现了那一段撕心裂肺的往事，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这是一部内容浩瀚、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著作。相信，每位读者，不管年长还是年轻，不论政治派别和种族肤色，都会受到感动，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序
　　杨晓
　　《流亡》是一部关于东北沦陷后知识分子流亡关内的口述历史。因编著者之邀，我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之际，我不仅被这部书的内容所深深地吸引着，更被编著者工作的艰辛所强烈地震撼着。我真的难以想象，编著者是怎样在财路枯竭、工作繁重、身心疲惫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十几年，完成了这项庞杂琐碎的工作，并终于使它与读者见面的。我钦佩编著者为此而忘我的工作精神，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难以做到。
　　据我所知，在国内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领域中，齐红深研究员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人。正是他的努力、他的奋斗、他的拼搏，从实质上减少了我们这一代人，“眼睁睁地看其流失，内心所发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的缺憾。他的以《流亡》为主题的口述史研究，将慰藉着所有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已故东北流亡知识分子的在天之灵，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书写了真实、深邃、凝重的一笔。
　　这部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年事很高，身体状况较差，经历复杂曲折，特别是他们那段痛苦的流亡经历在记忆之中挥之不去的情愫，是很难被他人所深刻理解的。齐红深研究员是如何移情的，又是怎样与这些痛苦的心灵共鸣的，是我深入思考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一点，他本人是这样说的：“现在许多人已经无法理解那一段历史，也无法理解这些亲历者对历史的诠释。我们课题组里那些比较年轻的成员，对于亲历者的回忆也时常困惑不解。但是，我们努力把受访者讲述的历史忠实地记录整理出来。我们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也曾感慨万千，多次按捺不住冲动，渴望从历史中站出来直接发言。但是，经过多次反复考量，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述而不作和缄口沉默。”对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我极为赞同。我曾参与指导研究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生。年轻的学生对那段历史理解上的困难，以及他们与我们在理解上的差异，我是了解的。我认为《流亡》一书，以青年人了解那段悲惨的历史为目的，为此，尽量消除由于代沟造成的认识上的困惑是不容忽略的。作者不想通过直接发言的形式对年青一代进行说教，而是力求通过真实的历史记忆，让年青一代去体会和感悟。如此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代际关系问题，是难能可贵的。作者按捺住自己的冲动，是为了让位于口述者的冲动，因为后者的冲动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更易于感召人们对于那段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的一位研究生曾参与过齐老师主持的采访工作。一位年事很高的被采访者因为激动、兴奋，在还未及最后进行录音和录像之时，不幸突然去世了。他激动、兴奋的是终于有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来听取他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珍视他的这段经历作为历史记忆和历史教育的价值了。他的突然去世，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家属却默默地承受着，没有对采访这一诱因表示一丝一毫的抱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顺应了自然规律，而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逝者最后生命的冲动与抗战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进发出的生命火花将点燃其他人生命的光焰，体现了逝者的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我一直对此事念念不忘，心想：又有多少人能企及这样的人生境界呢？我就是这样被带入抗战时期东北流亡者口述史研究的情结之中的，并由此理解《流亡》的问世，所形成的口述者的冲动与作者的冲动之间的共振关系，理解了作者的移情与年轻人移情可能性的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从理论上讲，“口述历史正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编著者认为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仅仅是潜藏在亲历者心中的历史记忆——这是随时都可能逝去并将永远不能再生的文化遗存”。要保留下来，必须进行口述史研究。从方法上讲，“口述历史是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编著者正是这样实践的。他认为，“历史是复杂的，立体的，丰富多彩的；而我们自己还是很浅薄的。我们能够把即将散失的历史记忆收集起来，就应该知足了。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把亲历者本人的历史记忆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呈现给现实与未来的世界”。它“会比档案记载更真实、更全面、更生动”。
　　通过编著者运用口述史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动机以及对口述史的方法及其价值的认识，可以实证“记忆”作为口述史的一种本质要素，是口述史研究的立论基础。口述史研究既以记忆为工具，又以记忆为内容，使历史研究发生了一种特殊变化，这就是将心理与心理学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其心理意义也得以凸现。正如西方学者所表述：“对记忆的实际体验证明，过去曾经存在，也因此激发重构过去事件的努力，甚至产生非做不可的冲动。”只有心理因素介入历史研究之中，历史才能真正地活化，我们才能通过口述史，看到活生生的历史，看到历史研究者活的灵魂，看到历史研究的生命价值所在。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流亡关内，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流亡本是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国破家亡之时的被迫行动。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辛，环境的残酷，民族、国家前途的渺茫，对生命和幸福的渴望，本已使年轻的生命遭受难以承受的压力，民族内部的争斗更使他们无力决定自己当时和今后的命运。即使在老年，当他们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回首往事，仍然无法摆脱难以言状的羁绊，痛苦地折磨着他们的心灵。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脍炙人口的《流亡三部曲》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艺术写照。但是作为历史，却很少有人正面而深入地研究它，更是缺少齐红深先生这样的实证研究。《流亡》作为史料将与抗日战争文献资料互补。几十位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的经历反映出了日本侵略给青年学生的思想、情感、生活、学习、命运和伦常关系所带来的变化。虽然他们极力抗争，但是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危急关头，也往往难以把握自己的前途。本书深化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及其之后的命运变化、心理影响这一主题。我们从中看到，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伤害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的。这部著作正是通过真实的人生经历，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共鸣，启迪人们的思考，从而激励人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保卫和平，为和平而奋斗。
　　在编辑体例上，齐先生以脍炙人口的《流亡三部曲》为线索，由于每个人的口述历史都是相对独立的，每个人的经历又是十分丰富和曲折的，编著者为了节省篇幅，根据《流亡三部曲》的逻辑关系，按照“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的顺序，将每个人的口述历史加以剪裁，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书前的《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史实，交代了历史背景，使读者对史实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我来自北兮回北方》作为尾声则将抗日战争结束后流亡者的归宿整合到一起，使得全书完整而引人深思。经过编著者独具匠心的编排，读者所看到的，不再是每位流亡者的个人史，而是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的流亡史，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史、苦难史、屈辱史和斗争史。可以说，《流亡》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史实和当事人的深刻反思再现了那一段撕心裂肺的往事，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这是一部内容浩瀚、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著作。我相信，每位读者，不管年长还是年轻，不论政治派别和种族肤色，都会受到感动，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2006年5月写于大连，12月修改于日本东京大学

　　亲历“九一八”
　　王成福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沈阳城。
　　“九一八”已经过去73年了。“九一八”之夜的情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每逢这时，我就会唱起这首当年东北流亡学生演出的《九一八小调》。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记得我11岁还是在上小学时，那天是1928年6月3日。我正在街上走着，忽然听到一连几声爆炸，事后才知道是张作霖由北平返回沈阳时路经皇姑屯三孔桥时被日本事先埋的电炸弹炸死。张作霖在东三省称王之后，依靠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势力日益扩大，入关两次进行直奉战争。日本人进一步向张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更大的侵略权力，遭到张氏的拖延和抗拒。日本人认为张已不可利用，因而将其炸死。在这前后的多年间，东北老百姓受外侮内乱之苦已经苦不堪言，日货侵入，民不聊生，通货膨胀。多少人一夜之间变为赤贫，这种事在我亲友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在沈阳兴权中学读一年级时，我校的董翰生老师每天晚上下自习必来宿舍点名(查号)，随时就和我们谈几句，问我们学习情况、家庭情况，使我们感到这位老师可亲可敬。然后他就转入正题说起国家大事：如南满铁路不许中国人穿过非道口的地方，有些农民不了解情况一过铁路就被抓起来上刑灌辣椒水；日本人在鞍山举行作战演习，随便在中国土地上搞军事活动。有一个夏天，在日本军警指使庇护下的朝鲜移民掘开我国农民的水田，在双方冲突中日本人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日本特务在洮南索伦一带公开测绘我国屯垦、军队驻地的地图……我也亲眼见到日本人和朝鲜人随便在中国土地上开赌场、开鸦片馆、开妓院。日本霸占旅大和南满铁路沿线，把沈阳火车站叫日本站，铁路沿线多居住日本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称为“居留民地”。他们横行霸道，中国人管不了，中国的犯罪分子如果跑到他们那里，中国人就不能实行中国法律，也就是日本人掩护了中国的罪犯，破坏中国治安。那里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1931年我14岁，住在学校里。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我们下了晚自习已经熄灯入睡了。突然炮声震耳，接连不断，我们都被惊醒了，急忙跑到校园观察，只见一排排火光连同炮声划破夜空掠过，方向是由西南方向的沈阳站(当时叫日本站)向东北方向我东北军北大营所在地射击。同学们不知所措，惊慌万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是住在学校里与家中一点儿联系也没有。正在这时“查号”(训育)老师董翰生先生来了。他观看空中发生的现象，比较果断地说：“根据近日日本军队调动频繁等情况看来，可能是日本向我们北大营发动进攻了。”他叫同学不要动，不要出校门，更不能回家，等到天亮再考虑怎么办。就这样，大家在惊恐、疑虑、仇恨的黑夜回到宿舍，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炮声时续时断仍在响着。
　　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天黎明，天尚未亮，就听到有人喊：“同学们，快起来，外边来人了。”我们马上都到了院子，见校园里站满了人，有二三百，都是年轻人，20岁左右的，都穿着白衬衣白衬裤，没戴帽子。他们气愤、激动又严肃地高声大呼：“日本鬼子已经打进我们沈阳城了，同学们赶快。我们一起逃走吧！到东边道去，那里有军队，我们和他们一起打日本去！昨天夜里日本人就把北大营炮轰了，到处杀人放火。”接着又说，“我们是东山嘴子讲武堂和教导队的学员。我们在睡梦中仓皇爬起来，长官不叫我们穿军衣，你们看！我们全是穿着衬衣跑出来的，枪库里的枪支武器全被锁起来，不许我们动……我们就这样跑出来。同学们，不能在学校等着日本人来呀！赶快和我们走吧！想办法去打日本，你们还都小呀！”在这种纷乱嘈杂的情况下。有些大一点的同学就跟他们走了。我们一年级的几个同学一商量，也未敢随他们去。只见他们向南边浑河方向走了，渐渐远了。
　　天也渐渐放亮了。这是9月19日。仍然听到枪声、炮声，偶然有从小河沿方面来的人说城里日本人都满了，到处搜查过路行人、杂人。同学中有离家近的溜回家去，我这一天只能在学校等候消息。9月20日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回家。一进城就见日本军队小分队荷枪实弹，插着日本旗几十人一队走动着，不时听到枪声，每走不远就能见到中国人的尸体横卧路旁。街上大小店铺门窗紧闭，好不容易溜到家门已是第三天的中午了。家人见面都惊喜还在人世，关着门不敢外出了。
　　我家住在大北边门，离北大营较近，每到夜里更是听到枪声不断。日本人在他们筑起的临时碉堡里向外开枪，都是用的“三八大盖”式的七九步枪，声音又亮又脆，完全没有中国人的枪声。等到第二天有人回来说：“远远望去，日本碉堡周围有横着的中国人的尸体。一连多少天的晚上都是这样恐怖。我时时想起“九一八”黎明穿着白衣服的人和我校跟着走的大同学们生死如何，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那时日伪媒体时常宣传在某处某地剿除土匪多少多少。有一次，日本人将23个人头悬挂在大北边门外的东北大马路的一排电线杆子上，离我家不远，我亲眼看见其中一个人头是用扎刀连着肩膀扎下来的，血淋淋的，惨不忍睹，至今想起来仍是毛骨悚然。
　　对我印象深的一次是“九一八”第二年旧历二月初二，天正下着大雪，早上5点多钟，天还没有亮，睡梦中听到大北关大街上马蹄声得得乱响，特别是冰冻的土地上，声响更大，又听到大队人马呼啸奔驰，枪声如爆竹般乱鸣。一会儿又静下来，不知外面又发生了什么事，又过一会儿，天渐渐亮了，忽然听到有人敲我家院门，父亲不敢开，从门缝往外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我家门前，惊恐地说：“打扰你们了，我是抗日的队伍，我们奉命攻打大北城门。没有打进去。”我父亲开门让他进来，他已经负伤了，门口还有血迹。他请求给他一件衣服，以便逃回营地。我们家看他是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已是疲惫不堪，但又表现出刚毅有力、信心十足的样子，我们就把我的一件较新的长袍和一些食物送给他，又带他到我家后墙越墙往铁道方向逃走了。父亲马上命我擦干大门口的血迹，我流下泪来。
　　这是我第一次对抗日行动经历的印象。后来听说那是一次不小的抗日斗争，可惜这支队伍在事先研究战略时把时间搞错了，他们本来分成九支分队，其中八支分别攻打沈阳的八门八关，第九分队攻日本站，即现在的沈阳南站，规定旧历二月初二晚上6点攻城，而这支队伍误记为早上，也就提前行动了。其他八支分队均未行动，日本军有所察觉，这支队伍孤军深入、孤立无援而惨遭头败。当时东北也有分散的抗日行动，如邓铁梅等人在庄河、桓仁一带，唐聚武在东边道，绿林好汉出身的老北风等人在北满一带艰苦斗争，终因日寇兵力强大而我方缺乏后援未能持久坚持下去。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军就大肆逮捕迫害爱国人士和学生。我的亲友中被害被捕的就不下十人。我妻子的堂兄和岳父的一名要好的同学也被日军杀害了。教员和公务人员失踪不知下落的经常有。日伪军不断对抗日老百姓“讨伐”，对学校进行奴化教育，篡改历史和教科书。我那时已考入奉天省立第二工科学校。学校必须学日语，并派日本人做副校长，掌管学校一切实权，该人叫中村敏男，正校长是牌位、傀儡，连他的名字我都不知，很少出面。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日本天皇的弟弟，当时称为秩父宫殿下，来伪满访问，叫我们学生列队去迎接。我们天不亮就去学校集合，徒步走两个多小时到了火车站，又集合列队用去两个小时，将近中午，这位“殿下”来了训话十几分钟，主要内容是“王道乐土，日满亲善”。这时有些同学又饿又累晕倒在地，我也支持不了。还要徒步行走四个多小时返回。散会前给我们每人发一块日本式的小点心，大家都高兴地三口两口吃掉了。这件事后来每想起来就感到羞愧，我是一个被奴役者，消耗我一整天的宝贵时间，吃上一块敌人所赏赐的点心，内心深感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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