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和建设现代中国的过程中，无数的中华儿女奉献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我们不应忘记方志敏面对敌人的视死如归，不应忘记欧阳梅生和他的妻子儿女一家在大革命期间的巨大牺牲，不应忘记年轻漂亮、能文能武的女英雄赵一曼在抗日战争时期跃马横枪的英姿飒爽、富于传奇性的革命人生，也不应该忘记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出身的“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不顾生命危险地忘我工作和从他身上所进发出来的坚强意志。本书《红色经典系列》之一，讲述了吴运铎同志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上班的哨声响了，车间里沸腾起来。我检查了发动机的油箱，添进了煤油，握着摇柄开动了发动机。不提防摇柄一滑，落下来，把左脚踝骨碰破一个小伤口。在厂里，手脚破点皮算不了什么，像往日一样，我也没在意。 　　过了半个月，伤口还不停地流黄水，时刻隐隐作痛。一天早晨，我去山后镇上采购材料，翻山越岭，来回跑了五十里。当晚赶回来，同志们又拉我去麻岭坑参加晚会演出。化装时解开腿上的绑带，小伤口已经肿了，身上也发烧，我忍着痛演完了歌剧《一根扁担换枝枪》，不料散会后就站不起来了。 　　同志们把我抬上担架，送到留守处门诊所，一试体温，烧到40℃。医生用小刀划开伤口，乌黑的脓血涌了出来，原来伤口内部全烂了。 　　第二天，我被送到军司令部后方医院，医生给我挖去腐烂了的肌肉，沿着踝骨挖了一个月牙形的大洞，足有半个菜碗口大。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伤口老不见好，心里惦记工厂，一闭眼睛，就好像听见发动机嗡嗡转动着。整天躺在病床上，心里又烦又闷。我实在忍不住了，请求医生发给我一些药膏绷带，腋下夹两根拐杖，一只脚跳回工厂去。正好半路碰见工厂派担架来接我。一回厂，我马上投入了紧张愉快的劳动。 　　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调动了十几万人马，要消灭在江南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兵工厂接到了撤退命令，连夜埋了机器，随着非战斗部队先撤。军医处和兵工厂跟着前卫部队走在最前边，刚离开茂林不远，顽固派军队就从中间插了进来。猛烈的战斗开始了。 　　我脚上的伤口还是那样大，拄着拐杖走，左脚一落地，就疼痛难忍，只好临时找到一副担架，请两个农民妇女抬着，随队伍撤退。 　　傍晚，我们撤到宣城地界，驻扎在一个大村庄里。大家忙着烧晚饭：我拿出药膏和纱布，坐在厨房的油灯下换药。庄外突然响起枪声，庄子里起了阵骚乱，老乡惊慌地向四外逃跑，国民党军队追过来了。 　　同志们急忙继续撤退。没有了担架，大家轮流搀扶着我走。我咬紧了牙，紧跟在队伍后面，伤口的血浸透了纱布和绷带，流进草鞋底，浑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漆黑的夜，分不清小路的高低。队伍前进的速度正在加快，我的左脚猛地踢在路旁的大石头上，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一半，不停地流血，痛得我昏倒在路上，同志们轮流背着我跑了一夜。 　　行动更加困难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汉奸汪精卫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派出了正规军和大批特务，密密地布下了罗网，来搜捕我们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