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沿清代学术的发展态势，总体而言，南学强于北学。然而衡诸其实，又未必尽然。因为近畿的地域优势，直隶或河北又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蔡元培在北大设预科，河北考生占比*。袁同礼、顾随、缪钺、冯至、傅振伦、胡厚宣都是就近投考北大预科，除缪钺中途辍学外，均读完并获得学历，由此迈出学术征程的*步。后来的北平城在高等教育上发展迅猛，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与北大并峙，为具有地缘优势的河北考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河北近现代学者举不胜举，难以尽书，更难一一撰为年谱。即使就*初列定的计划来看，便有张申府、袁同礼、张中行、侯仁之、王树民、萧望卿、漆侠、夏传才、胡如雷等先生的年谱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未能如愿编入，只能留待他日了。
从在网络上读到马千里先生《阎简弼先生学术年谱稿》时的怦然心动，到那年年底参加阎福玲教授主持《河北学术史与学人研究》的开题论证会，遂有编纂《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之宏猷，经过长时间的搜集和邀约，各同仁陆续交稿，由我审读和校对，再返回修订到*终定稿，是有此书之成。
近代中国沿清代学术的发展态势，总体而言，南学强于北学。桑兵认为民国时论南北学风之不同，多据居处而非籍贯[1]，然而陈寅恪函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2]，以推崇作为粤人的陈垣和岑仲勉，却是专指籍贯而非居处。若以居处论，南人北来，辐辏北京，学术云盛；若以籍贯论，北学不惟逊于岭南，更远不如江淮：后者才符合陈寅恪致陈垣函的历史语境。然而衡诸其实，又未必尽然。因为近畿的地域优势，直隶或河北又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蔡元培在北大设预科，河北考生占比最大。袁同礼、顾随、缪钺、冯至、傅振伦、胡厚宣都是就近投考北大预科，除缪钺中途辍学外，均读完并获得学历，由此迈出学术征程的第一步。后来的北平城在高等教育上发展迅猛，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与北大并峙，为具有地缘优势的河北考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929年秋，在北平城宣武门内鸿春楼，一批青年学者云集于此。王重民、孙楷第率先发起，刘盼遂、罗根泽、傅振伦、谢国桢、孙海波、王静如、齐念衡等人热烈响应，决定成立学文学社，编辑《学文》期刊。据傅振伦回忆，向达、赵万里因为该社社员多为淮黄流域学者，称之为北学派[3]。桑兵以为其实不过戏言[4]，实际恐不尽然。当时在北京学界占据要津的多是南人，学文社员清一色的北人，应有标榜北学、与南人争胜的隐衷。其实早在1921年夏，顾随在结识卢伯屏、卢继韶兄弟和冯至后，就曾发起成立通信社，人数至少要十来个人，少了既不热闹，又不易发展。每月轮流做编辑主任，这样一则可以通消息，交换智识；二则可以鼓励求学的兴趣，将来可以作学会的根基[5]。由于当时的顾随僻处山东青州，声闻阒寂，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响应，因此通信社没有正式成立，仅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顾随虽然没有标榜地望，但巧合的是，顾随、冯至以及卢氏兄弟恰好都是河北人。
散木在《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一文中曾胪举河北籍的学人，较为详悉，引录如下：
当时河北以盛出读书种子而著名，遥自清季倡导实学和功利之学的颜李学派和写有《书目答问》的南皮张之洞之后，河北学人灿然可观。即以近代形成的图书馆学而论，其中著名学人就有孙殿起、李大钊、王森然、袁同礼、王重民、张申府、孙楷第、傅振伦等。此外，考古学如裴文中、贾兰坡、商鸿逵，历史学如雷海宗、傅筑夫，文学如高步瀛、罗根泽、冯至、顾随、杨公骥、孙犁，民俗学如李安宅，法学如杨秀峰等等，堪称星河璀璨。[6]
此文所列虽已臻详悉，仍不免有遗珠之憾。以今观之，至少还遗漏了陈同燮、张岱年、张中行、杨向奎、公木、赵光贤、阎简弼、胡厚宣、侯仁之、史树青等人，而且这是仅就作为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学者而言。扩而言之，如果将自然科学等包括在内，河北近现代知名学者更是恒河沙数，难以尽举。
2016年底，我在北京大学访学时参观了校史展览馆，在北京大学杰出人物展的系列展牌上，惊讶地发现北大校史上的河北名人，并非只有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家和以冯至为代表的文学家，更多的则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刘仙洲、王竹泉、臧玉洤、何作霖、尹赞勋、孟昭英、张香桐、李连捷、张文佑、王湘浩、侯德封、石志仁、马文昭、于敏。以学术地位而论，竟有十五位学部委员之多。一个月后，我刚好有事访问石家庄市音乐考级办公室，又见识了一系列河北音乐家的大名，他们的照片、简历和代表作，制作成一面面镜框，布满了整个办公室的西壁，唐诃、张鲁、生茂、王玉西、李遇秋……直到那时，我终于清晰地意识到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不仅无法全部知晓这一代风流人物，更无法为他们一一撰写年谱了。
从在网络上读到马千里先生《阎简弼先生学术年谱稿》时的怦然心动，到那年年底参加阎福玲教授主持《河北学术史与学人研究》的开题论证会，遂有编纂《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之宏猷，经过长时间的搜集和邀约，各同仁陆续交稿，由我审读和校对，再返回修订到最终定稿，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了。由衷地感谢周棉、江沛、闵军、林大志、马强才、马千里、马瑞洁、杜运辉诸先生，他们慨允将作品收入到拙编当中，三番五次被我打扰，被请求增订、新编或删润他们的论文。我的学友江合友、杜志勇、于飞、赵成杰、何林英、李廷涛、赵嘉等鼎力相助，以不同形式参与《年谱辑要》的谋划和编纂，本编中新撰的年谱大多出于他们之手。研究生宁普月、殷旭帮助录入部分文稿，在此一并致谢！
本编所收，共计十五位河北学者，其中除张恒寿、詹锳、王学奇先生外，均为河北籍学人，而且都有幼年长于斯、学于斯的经历。张恒寿、王学奇先生长年任教于河北师范大学，詹锳先生长年任教于河北大学，称之为河北学者，殆无异议。本编以生年先后为序，唯一的例外是将尚健在的王学奇先生置于史树青先生之后。如上所述，河北近现代学者举不胜举，难以尽书，更难一一撰为年谱。即使就最初列定的计划来看，便有张申府、袁同礼、张中行、侯仁之、王树民、萧望卿、漆侠、夏传才、胡如雷等先生的年谱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未能如愿编入，只能留待他日了。
史树青在辅仁大学就读时曾亲炙顾随先生，他自订《几士居词甲稿》请顾先生作序，旋即又为恩师印行《濡露词》，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二人在黎明前的古都（顾随语）时相过访，共度忧患。新中国成立后顾随移砚津门，史树青时常过访的对象又多了同乡前辈孙楷第。大概史树青先生是极为看重地缘乡情的学者，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回答您晚年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时说：
想给河北编一套书。人老说北方土豹子，没学问，我就心里不服。南方对北方很讽刺，说北方没什么读书人。……我们河北省人物很多，学问很大，不说早的，就谈清朝，纪晓岚修《四库全书》，晚清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过两湖、两广总督，就连孙中山的思想也是靠张之洞的思想启发，张之洞这人不得了。我在有生之年想把这本书编出来，为北方学界立传。[7]
史树青先生于接受采访五年后溘然长逝，为北方学界立传的抱负终究未能实现，毕竟那时的先生已进入耄耋之年。我们也无从得知他想要采取的形式是什么，传记，丛书，抑或是年谱？《年谱辑要》的编纂，当然不敢奢言能偿史树青先生之愿，倘能弥补于万一，就很知足了。因为年谱丛脞，加上成书仓促，疏漏舛误，在所不免，恳切希望读者的批评指正。
王京州
2017年初春
[1]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052页。
[2] 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7页。
[3] 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859页。
[4]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5] 顾随：《顾随全集·书信日记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页。
[6] 散木：《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文史精华》2005年第11期。
[7] 唐吟方：《收藏鉴定与新文物法：史树青访谈录》，《收藏家》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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