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_刘家思编_9787539661032

《大禹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辑）》是一部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专著，论述了远古时代的历史人物大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鲧禹神话与中国历史、大禹史实与民间传说、神话性与民俗性研究、大禹形象与考证、大禹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兼具史料性和学术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绍兴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璀璨辉煌，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时代的中国文明还处于神话传说阶段，那么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大禹治水和夏文化已经逐步走入实证阶段。
　　中华文明在龙山文化时期呈现出邦国林立、城邑众多、丰富多彩的特征，其传播范围覆盖了后来华夏民族生活区域的大部分地区，但彼此又保持各自的特色与相对的独立性，这与上古史研究视野中的部落联盟十分吻合。但是到了被广泛认定为夏文化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中期，呈现出了繁荣且风格趋向统一的特征，昭示着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古代王朝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与史书明确记载的夏代是十分吻合的。而大禹作为中华民族后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其功绩、品德和历史地位一直受到后世的景仰、颂扬和学习，由此形成了关于大禹事迹的历史文献记载、评价和传说，这就是大禹研究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能性。
　　一、大禹研究的历史必然性
　　纵观大禹研究的历史进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对大禹的事迹与功德都是口耳相传的。
　　春秋时期，因为《尚书》《诗经》《左传》和《国语》。等经典对大禹事迹的追述，改变了以往关于大禹的事迹只有口述的形态，形成了中国大禹研究最早的文献材料，为后世对大禹的研究与评述建立了文献基础。从口述到历史记述，显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质变。从此，有关大禹的事功与历史就有史可查，显然这是中国大禹研究萌芽的标志。从此，大禹就成为中国文明研究的重要对象和特定视域。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一种学术与思想的常态。诸子百家为了树立和宣扬自己的学说，各自对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做了系统的阐释，而大禹为上古三圣之一和夏代的开国之君则是论述的重点。儒、墨、道、法等诸子著作则在绘制大禹历史面貌的同时，更按自己学说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大禹的事功进行价值层面的判断和评估。①儒家赞美其天下为公的王道精神，孔子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法家赞扬其勤政：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雷以为民先，股无胶，胫不生毛。（《韩非子·五蠹》）墨家则赞扬其俭朴：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墨子·节葬下》）而道家则对大禹的不能无为而治提出了一些非议。他们对大禹的史迹和功德展开的论述，显示了诸子百家各自不同的学术视角，是中国大禹研究学术化的真正开始。
　　到了汉代，通过正史的撰写实现了对大禹历史记述的总结和完善。汉代立国以后。为构建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史学上，站在华夏民族整体对五帝和夏商周三代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重构，尽力展现了不同族群共同的血脉渊源和联系。大禹作为上承五帝，下开夏纪年的关键人物，历史学家此时以大量的篇幅给予了描述。司马迁在《夏本纪》中依旧首先追溯了大禹与黄帝、帝颛顼等先王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大禹谟》和《禹贡》的主要内容，记述了大禹的主要史迹。尤其是通过对《禹贡》的重新整理，记述了大禹治水以后，将上古时期洪水横流，不辨区域的全国划分为九州的治理情形，从而在正史上形成了汉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拥有的有关国家治理的集体记忆。在其后的诸世家的叙述中，多次追溯他们与大禹之间的渊源关系。例如《陈杞世家》云：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后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匈奴列传》日：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其他诸如《六国年表》《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也多有提及。汉书在《武帝纪》《地理志》《古今人表》《律历制》《郊祀志》等许多篇目中都有对大禹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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