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 言
一、远自西汉刘向、歆父子编《七略》，《论语》归于六艺，当时与《孝经》《尔雅》，同为初学者必读之书；而《孟子》则侪于诸子，与曾子、子思、荀卿之徒同称儒家。自是厥后，《孟子》渐见推尊，至宋人《十三经注疏》，《孟子》遂与《论语》《孝经》《尔雅》并列。《大学》《中庸》本入《小戴礼记》，《中庸》颇为历代学者所称重；而北宋二程兄弟，始提倡《大学》，奉以为学者入德之门，来学者多先以《大学》《西铭》示之。及南宋朱子，承二程之意，始以《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又为《论孟集注》《学庸章句》，阐述义蕴，发挥精微，一时翕服；于时四书之名遂定。元明以来，科举取士，先四书，后五经，而四书必以朱注为圭臬。于是朱注四书，家弦户诵，垂为人人必读之书者，迄于清末，亘六百年之久。
二、儒家道统之说，始于唐之韩愈；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孟子之死而不得其传焉者也。朱子四书，亦具道统之意。朱子以《大学》为曾子作，《中庸》为子思作。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传之子思，而孟子受学于子思之门人。故后人又称四书为四子书，即指孔、曾、思、孟四子言。然子思作《中庸》，其说虽见于《史记》，又载于刘向、歆之《七略》（即今传《汉书· 艺文志》），而《中庸》是否子思所作，实有疑问。据后代考订，毋宁《中庸》乃秦时之书。要之其书较《孟子》为后出，殆可无疑。而《大学》非曾子作，尤成为后代学术界之定论，其成书年代或更晚于《中庸》。故以四书为四子书，为孔、曾、思、孟之道统相传，实为无稽之说，殆无再拘守信从之意义矣。
三、四书就年代言，据朱子之意，其次序当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而朱子教人读四书，则别有先后序次。首《大学》，因其为学者入德之门也；次《论语》，次《孟子》，最后始及《中庸》，因篇中所论天人性命之理，幽微渊深，非初学所能骤企也。然坊间传刻，则以《学》《庸》篇幅少，合成一册。故世俗幼童入塾，先教《大学》，次《中庸》，再次《论》《孟》。《学》《庸》《论》《孟》之次序，其实乃便于坊间刊刻、幼童背诵而然耳。
四、朱子四书，就其认为乃孔、曾、思、孟道统相传之著作而言，虽无征不信，近于臆测。然《学》《庸》两篇，论其本文，亦自有不磨之价值。且复经两宋大儒程朱诸人之提倡，明清相沿，此二书不仅为人人所必读，实亦成为学术思想界讨论之重点。考据思辨，义理推详，集中于此两书者，为量至夥。居今而言，纵谓不通《学》《庸》，即无以深识自宋以来近世之学术，此语亦不为过。然则四书一名，自今以后，仍将在学术界有其存在，殆非不合理之推断矣。
五、本编仍沿袭朱子四书合编之旧，亦仍分《论》《孟》一编，而《学》《庸》别为一编。两编体例，亦不相同。窃谓此后学者欲上窥中国古先圣哲微言大义，藉以探求中国文化渊旨，自当先《论语》，次《孟子》。此两书，不仅为儒家之正统，亦中国文化精神结晶所在，断当奉为无上之盛典。《学》《庸》自难与媲美。然《学》《庸》两书，言简而义丰，指近而寓远，亦不失为儒籍之瑰宝，国学之鸿篇。虽当与《语》《孟》分别而观，正不妨与《语》《孟》连类而及也。
六、朱子《集注》《章句》，为其毕生精神所注。然自今而言，时代不同，朱子当日之所用心，未必尽合于时下之要求；其名物训诂校勘考据之密，清儒成绩，亦有超越。复有在朱子为一家之言，在程朱为一代之学，陈义精卓，自有见地；而就《语》《孟》《学》《庸》之本身求之，则未必相当者。本编为篇幅所限，对《语》《孟》两书，仅载要略。虽使读者有未窥全豹之憾，然提纲挈领，别出机杼，分类相次，自成系统，使读者由是而进窥全书，易于得冰解融释之乐。至于《学》《庸》两篇，则不仅备列全文，抑且兼罗异义。其体裁若与《语》《孟》两《要略》不类，其宗旨在求读者藉此以领会于原书之精旨，以及历代学者之阐究与传述，则用心实一也。各编并自具例言，明其宗趣，此不尽著。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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