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原姓沃高），1894年出生在莫斯科省莫扎伊斯克市一个兽医家庭。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他小时候随父母生活过许多地方，如萨拉托夫、诺金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科洛姆纳等，对外省生活十分了解。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平民知识分子环境和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在他的作品中多有印证。
他很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自己认为他真正开始以文学创作为职业是在1915年。那时，各种刊物上都出现了他用笔名发表的短篇小说。1915年夏，他住在乌克兰一个乡村，那里的村民从事伐木业，因此被称为皮利尼亚克，即伐木人或拉锯人。于是他的作品便开始署名为皮利尼亚克。
1919年皮利尼亚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2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裸年》。这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国文字，同时也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和诘难。
他在小说中把十月革命描写成了一种自发势力，认为革命就像肆虐的暴风雪，像某种要挣脱束缚的野兽。尽管小说中出现的布尔什维克形象穿皮夹克的人们是果敢坚强的，尽管他们的意志使俄国改变了面貌，但由于他思想动摇，他真正的革命性遭到批评界的怀疑。
从1921年到1937年10月28日他被捕为止，在这17年间，他游历了许多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希腊、中国等，大大开阔了眼界，对革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发表了大约20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特写集等，还出版了一套6卷本文集和一套8卷本文集。1936年，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问世，这是他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盐仓》是他1937年创作完成的，但由于他的被捕而未能出版。
1937年10月28日晚，皮利尼亚克在庆祝儿子三周岁生日时被捕。临行前，妻子让他带上一包衣物等，但他没有带，他想以自由人，而非被捕者走出家门。
一个月后，他的妻子，电影演员基拉·格奥尔基耶夫娜在电影制片厂被捕。1938年4月21日，皮利尼亚克被枪决。1988年5月5日，苏联最高法院裁定：193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指控皮利尼亚克为国事犯的判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他的枪决是毫无根据的。至此，50年过去了，皮利尼亚克终于得到了平反。
通过以上介绍不难看出，皮利尼亚克是一位勤奋的、多产的、有才华的作家，是20世纪上半叶苏联文学进程中重要的作家。
1997年，我应约翻译皮利尼亚克的《果实的成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作者后期的重要作品，其中有对历史的观照，有对现实的思考，如红塔尔卡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夭折、农民选举农民当沙皇、帕列赫圣像画工们革命前后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修建铁路、集体农庄……作品起承转合，收放自如，气势如虹，将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相互映衬，所承载的内容丰富而凝重，体现出作者一贯的敏锐洞察力和表现力及其不拘一格的艺术技巧。
这次收入本书的还有中篇小说《红木》和《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短篇小说《人的风》和《骗子手们》等。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发表于1926年，描写一位红军指挥员的死，人们猜测这位指挥员可能是刚去世不久的卫国战争英雄和天才军事指挥官伏龙芝。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第一个人腰板挺直的人：我召你来，是因为你需要做手术。你是革命不可或缺的人……这是革命的需要……我已下达了命令……第二个人集团军司令：……我的医生告诉我，说我不需要做手术……我觉得自己是健康的，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手术，我不想做手术。
书中对集团军司令加夫里洛夫是这样描写的：他是一个革命的老兵，战士，集团军司令，大元帅；他身经百战，叱咤疆场，战功赫赫；他号令千军，调兵遣将；他是卫国战争的英雄，是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雄，他的名字变成了战争传奇的代名词。但是他为了执行上边的旨意，为了服从党的纪律，被迫接受了手术，并死在手术刀下。
书中对第一个人的着墨并不多，也没有指名道姓，只说他是一个腰板挺直的人，有一张极其普通的脸，也许有点儿冷酷，但却非常专注。加夫里洛夫死后，他亲临医院告别，并在尸体旁坐了许久。
从两个人的特征描写来看，很难不使人产生猜测，而且作者在作品前面画蛇添足地加了一个前言：这篇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会使人联想到米·瓦·伏龙芝的死成了其写作的由头和素材……他去世的真实细节我不知道……报道人民委员将领的逝世无论如何不是我这篇小说的目的。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交代清楚……因此，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猛烈批判，作者不得不发表了悔过信，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小说的意义是广泛的、深远的、不可否认的，因为在作品中首先指出党的意见一致和绝对服从的危险性的人是皮利尼亚克，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有敏锐洞察力的社会诊断医师。
1929年，皮利尼亚克的《红木》在柏林出版。于是他又一次成了思想毒草的残酷的批判对象。当时批判者们愤怒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在国外侨民出版社出版的事实本身，而主要是作者表露出来的那种可疑态度，即小说中有一定篇幅是描写一群对革命失望的英雄。作者认为这是对其作品的肆意歪曲。作为抗议，作者声明退出作家协会（他时任全俄作协主席）。高尔基曾不止一次批评过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但他不同意以抹杀皮利尼亚克在苏联文学方面的功绩这种激烈的方式对待作者。
《红木》主要是通过买卖红木家具和古董的两兄弟帕维尔和斯捷潘、农民事务代理人雅科夫·卡尔波维奇及其被革命摒弃的变成疯疯癫癫的弟弟伊万等，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官僚主义、敷衍塞责、弄虚作假、倒买倒卖、侵吞国家财产等。书中描写了三个收购红木家具的场景，每一个场景后面都折射出一个令人感到悲凉同时又引人沉思的故事。
场景一：寡妇梅什金娜，一个行将就木的七十岁老太婆。她的房子建成于彼得大帝时代之前，是曾祖辈留下来的，由于建筑工艺是榫卯结构，当时堪称王府，至今仍保留着瓷砖壁炉和瓷砖火炕，瓷砖上面绘有用赭石和釉烧制的祥云和王公大臣。可是现在穿着破毡靴的老太婆不得不违背先祖的遗言，把这些文物级的瓷砖揭下来，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以换取维持生计的资费。
场景二：地主图奇科夫曾是上校，1915年被打死。他的大儿子也曾是一位军官，因患病于1925年自杀了。小儿子因反革命被枪毙了。他家从前的庄园现在变成了乳品厂。现在住在半地下室里的是图奇科夫的遗孀老太婆和大儿子的遗孀奥莉加及六个孩子，其中两个是被枪毙的小儿子的孩子。他们家现在一贫如洗，仅靠奥莉加每晚在影院弹钢琴艰难度日。一个刚三十岁的女人，已然变成满脸皱纹的沧桑老太婆。古董商以极低的价格打劫式地收买了她家的红木写字台、微型精细画、瓷器等。
场景三：从前的贵族卡拉津老爷病了，躺在餐室长沙发上，身上盖一件磨光了毛的松鼠皮外衣。他一见古董商便怒骂他们是坏蛋，叫他们滚开，说难道他们会懂得艺术的妙处吗？古董商见状转身要走，可是妻子陪笑留住了他们，因为她实在需要卖几件东西。无论卡拉津多么不情愿变卖文物，但生活是现实的。
雅科夫·卡尔波维奇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具有鲜明的那种庸俗卑微、吝啬粗俗、冷酷狡黠等小市民特征。他老迈，肥胖，白发，谢顶，眼睛老是流泪，脸上总挂着那种非常讨厌的、卑躬谄媚的、阴险恶毒的笑容，开口说话时先要喘一阵子，走路时一只手托住自己的疝突出。他每天半夜起来朗读《圣经》，下午去阅览室读报，拼命往脑子里记共产主义的新闻。他害怕上帝，记得农奴制，不喜欢无产阶级。他对妻子残酷无情，妻子一辈子都只能对他绝对服从，活动范围不出自家的栅墙，出了栅墙，她只有一条去教堂的路，如同去坟墓的路一样。他的儿子们也都被他打跑了，与他没有往来。他积极为古董商物色古董并且亲自找人把古董商收来的古董打包托运，可谓不遗余力。而他自己的红木家具、青铜酒器等古物一件都不出手。他是农民事务代理人，经常帮农民写徒劳无用的证明材料或呈子，还经常写传单和哲学论文。总之，他简直可憎得令人厌恶。
他的弟弟伊万曾是这座小城的第一位共产党员，首任执委会主席。1921年，伊万和像他一样的一群共产党员被驱逐出党。他们是一群被革命摒弃，但又被革命造就的人，一群思想停顿的人，精神失常的人和醉汉。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能在窑坑里取暖栖身，无偿地为砖厂烧砖卖命。他们有兄弟般的团结、平等和友谊。伊万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执着地到处奔走呼号，一次次在集市上演讲，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那套慷慨而荒诞的话落泪，并且都很尊敬他，像书中第一章所描写的旧时俄国对疯修士无限尊崇那样，认为伊万就是苏维埃罗斯的疯修士，他的话是有预言性的。伊万还坚定地认为，他的兄长雅科夫·卡尔波维奇是历史反革命，他的侄子阿基姆早晚会被开除出党。果然，阿基姆的情况的确不妙。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他的党派被清除了，革命对于他既是生活的开端，又是生活的本身，亦是生活的终结。
从作品看，作者对革命的认识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他对革命也是持欢迎态度的，也很高兴看到贵族的瓦解和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他在革命的进程中和革命后的现实中所看到的问题，令他深感不安。于是他把这些问题以他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和鲜明的态度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对于当局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同时应该看到的是，作家在对革命的艺术诠释中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独到眼光，以及真诚和勇气。
皮利尼亚克最熟悉、最擅长表现的是外省生活，是小城镇、小市民的生活。
《红木》描写的外省小城生活是沉闷、庸俗、落后、闭塞和孤独的。那里的人们整天躲在自己狭窄的小天地里瞎忙活，对外面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甚至博物馆馆长竟然跟一尊刻着凡人嘴的坐式裸体基督的木雕像一起喝酒！寂寞的荒唐！孤独的怪诞！
卡皮托利娜和里玛是姐妹俩，都是这个小城的裁缝，但她们的生活轨迹和晚景迥然不同：姐姐一生恪守本分，年轻时除了缝纫就是祷告，她是全城的道德楷模，赢得了小市民阶层的尊敬。可是她的贞洁使她的晚年收获了一杯自酿自饮的浓浓苦酒：凄凉与孤独。妹妹的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年轻时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生下两个女儿两个耻辱的证据，她成了耻辱本身。她在赤贫和羞辱中带大了两个女儿，并当上了外婆。她的耻辱使她的晚年收获了满满的幸福：生活充满活力和温馨。
《人的风》描写妻子产后产生幻觉，写下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丈夫醋意大发，对妻子大加羞辱，妻子不堪忍受，抱着襁褓中的儿子伊万，愤然离家出走，辗转来到莫斯科。三年后，妻子又生一子，取名尼古拉，跟了大儿子父亲的姓。因为尼古拉的生父连名字都没有给他起，便弃他们母子而去。后来母亲死了，大儿子由外省的姨妈抚养长大，成为一名军人；患有癫痫，腿有残疾的小儿子在孤儿院长大，上了技工学校。他们经常通信，信中充满对母亲的怀念。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兄弟俩约定从各自的地方出发去看望远在另一个城市的父亲。他们不知道他们并非同父兄弟。弟弟先期到达父亲家，结果遭遇了像母亲当年所遭遇的羞辱，这对于见父心切的他不啻五雷轰顶！哥哥知道了弟弟的遭遇，决定不去看望父亲。站在门口等亲生儿子归来的父亲，直到天黑也没有等到。第二天早上，父亲在火车站看到：一身戎装的哥哥挽着拄杖的弟弟从他身边走过去。他又一次吞咽着自己用怨恨酿成的苦果，经受着精神上的酷刑。他像一具散发着尸体气味的行尸走肉，在对妻子的怨怼中煎熬，在对儿子的思念中枯萎……
《骗子手们》是通过一位去莫斯科办离婚手续的女农艺师在河岸边看见一个穷困而有幸福感的村妇，在列车上听到两个大概是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对话，反映革命后苏联社会的现实：无论是经营服装鞋帽的合作社，还是经营肉食品的合作社，全都不成功，因为合作社的员工缺乏素质培训。无论是店员、收款员，还是经理，全都是骗子，是窃贼，他们卖什么就往自己家拿什么，不付钱，白拿。盗窃成风。
评论界认为，皮利尼亚克是文学技巧的实验者和大师，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同时又积极运用了现代主义的经验。他通过一系列看似荒诞不经、古怪离奇的故事情节，或急剧变化，或人物群体，以不拘一格的艺术技巧生动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对细节的描写生动、逼真、可信。他对生活的观察是敏锐而细致的，对人的命运的思考是犀利而深刻的，对陋习、庸俗、落后和残酷的揭露与针砭是辛辣而不留情面的。
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皮利尼亚克的作品读起来并不轻松。有时会突然觉得找不到中心或主题，跟不上作者驾驭的三马车跳跃式地在忽而历史忽而现实的时空中穿越；有时觉得故事情节荒诞得不可思议，又逼真得如在眼前；有时觉得作者在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残酷的现实生活，从而使现实生活更增添了凄苦与无奈，或希望与光明；有时觉得作者在用象征主义手法赋予作品中的事件或人物某种寓意，觉得弦外有音，话中有话。总之，他的作品耐看耐品，有厚重感，有历史穿越感。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解读，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评判。但无论怎样，历史都不能假设，也不能按照假设重新来过。历史总是在曲曲折折中前行，在惨烈与辉煌中定格。
刘引梅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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