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笔记》第七编收录了《云谷杂录》《丛林盛事》《诸蕃志》《困学纪闻》《示儿编》等数十种宋人笔记，为历史文化研究者及爱好者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

　　宋人笔记是中国古籍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和文化价值。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新式标点。这些宋人笔记中，有些笔记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
　　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
　　本书的编纂宗旨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一套收罗齐全，便于查找和使用的宋人笔记资料。故全书不作繁琐校勘，以是非校为主。笔划小误显系误刻、误抄者，俓改之，不出校。其他错讹，据版本或他书校正，并附简明校勘记。所用工作底本以常见的通行本为主，以有价值的本子参校。

　　朱易安，女，1955年生，上海人。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化典籍系主任；女子文化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任。早年由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副教授等。
　　曾去日本昭和女子大学、早稻田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社会学术团体的兼职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中国韩愈研究会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理事等。在国内外有关学术领域中有相当的影响。多年来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中国诗学史料学》、《唐诗与中国文化》、《唐代文学文献学》、《唐诗学史》等课程。独立承担的《唐诗学发展史研究》课题曾获国家社科项目基金的资助；《唐诗与音乐》等数项课题曾获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以及市教委的科研基金资助。


　　傅璇琮，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奠定学术基础。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因在政治运动遭受错误批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1月23日15时14分，傅璇琮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戴建国，男，1953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研究所所长，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卷第一
　　祖宗徽称
　　国初，亲庙谥皆二字。艺祖上宾，李文正昉上初谥以六字，而后列圣皆遵用之。大中祥符初，符贶洊臻，登封降禅，弥文具举，于是始用开元增谥之制。是年十一月甲申，躬谒太庙二室，各增八字为十四字。五年十月戊午，圣祖降延恩殿，告以长发之祥，闰月乙亥，复加二字，亲庙亦衍而四焉。真宗既谥，仁皇以澶渊之功不着，诏益以‘武定’，为八字始用。天圣二年，初郊奉册，因郊增谥，盖昉于此。庆历七年十一月，又郊，遂再增八字，于是十六字之制定为不刊，弗复可增益矣。然仁宗、英宗之谥，增于元丰六年屡郊之后；神宗之谥，增于绍圣二年大飨之余；哲宗之谥，增于崇宁三年再郊之际，类皆因时制宜，而初郊举典礼犹未为永制也。徽祖以绍兴五年有陟方之哀，七年讳问始至，龙輴未还，緜蕞庙祔。至十二年，既安禹穴之栖，其冬，诏加谥。明年正月戊戌，奉册，己亥，上亲飨太庙。盖清祏甫宁，因山适毕，遂躬款谒，追用祥符典故，固有不必俟郊报者，从变礼也。孝宗以后，始定用升祔后遇郊，即前诏议徽号。诏书若曰：‘某庙宜加上十字为十六字，如祖宗故事。’将郊，摄太傅先以册告本室，而后行躬祼，率以为常，至于今不废。乃若僖祖以熙宁王安石之议，正东向。大观之元，遂有‘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献武’、‘睿和至孝’之号，嫓之亲庙，增者十二焉，盖一时之制也。
　　五字定制
　　汉制，宗庙必冠以‘孝’。唐特表一字而出之，诸帝类曰‘某宗某谥孝皇帝’。间有不尽然者，不多见也。国朝初定，艺祖谥止曰‘英武圣文神德’，太宗谥止曰‘神功圣德文武，皆未以孝为号，祥符始增之。自后列圣称天之诔，必以百行之首荐于鸿名。盖尝考之徽号中所同称者，又有四字，文、武、功、德，与孝而五。自初谥中即备其三，曰‘文’、曰‘武’、曰‘孝’。治平而降，未之或改也。惟徽、钦初谥曰‘圣文仁德显孝’、曰‘恭文顺德仁孝’，当时盖张忠献浚、陈文正康伯当国，上议初非有他，盖用太平、淳化、乾兴故事，先摭圣德之最盛者而表之。如近岁光考谥曰‘宪仁圣哲慈孝’，不复称‘文武’，正其比也。及增谥，则无不备者，故艺祖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真宗曰‘膺符稽古、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仁宗曰‘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浚哲明孝’，英宗曰‘体乾膺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神宗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哲宗曰‘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高宗曰‘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孝宗曰‘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光宗曰‘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钦既止仍六惠，不复议增已，秩宗因循之失，犹曰‘礼有未备’而已，一旦举而行之可也。惟徽宗绍兴十二年之增谥，以权臣擅命，辄于徽称有所抑扬，遂去一字，而以‘烈’代‘德’，以‘德’代‘武’，曰‘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考之艺祖、真宗之谥，初亦偏于文德矣，既增，则武功配焉，未闻臣子敢以是而寓意于君父也。是年十二月，户部尚书张澄等集议。庚午，宰臣秦桧自以议上，而议文则桧之兄直学士院梓实为之。戊寅，诏桧撰册文，则册文又桧之作。士之学典故，每于此不致详，故至今莫有议者，揆情订迹，何以慰在天之灵乎！神宗初增谥曰‘绍天法古、运德建功’，哲宗曰‘显德定功’。崇宁三年，诏定神宗今谥。政和三年，又以建立法度之意，增神宗为二十字；而哲宗易‘世扬’二字，以见绍述。盖蔡京当国，用一时归美之论，务极尊崇，虽非故事，犹愈于桧之无君云。
　　崇政改谥
　　宗庙改谥册告，于礼为重。祥符五年，以圣祖讳，因增谥而易艺祖‘睿文’、‘圣功’二字，实不得已耳。崇宁、政和间，始用继述友恭之论，屡定徽称，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于祖宗者四字，哲宗凡一改一增，皆非旧章。章圣谥有濮园讳，治平亲政，初不敢更，后但着于文书令曰：‘诸濮安懿王讳，其在真宗皇帝谥号内者不避，应奏者，以黄纸覆之。’如此而已。岂非严重宗庙，于体不得不然邪？若庆历以来，后谥或更，盖从夫之义，与此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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