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_余三乐_9787534783272

本书是在比利时学者高华士博士将康熙时期著名的传教士南怀仁神父的拉丁文著作，《欧洲天文学》翻译成英文版的基础上，由余三乐先生翻译成中文。《欧洲天文学》

　　序一
　　16—17 世纪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而在欧洲与中国之间发生了西学东渐。来华耶稣会士采取适应本土文化的传教策略，希望利用数学、天文学的可验性及其他知识的实用性来类推天主教是可验的和有益于社会的，以使对相关知识感兴趣的中国人能够皈依天主教，并进而达到使天主教化中国的最终目的。明清之际，许多中国学者关注那些有助于解决社会与民生问题的实学，对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利玛窦（Matteo Ricci）、邓玉函（Johannes Terrentius）、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谷（Giacomo Rh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耶稣会士以及徐光启等学者将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以及火器、机械与水利等技术传入中国，对这个东亚大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来华耶稣会士及其实践的西学东渐是中外史学界持续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作为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南怀仁长期在清朝钦天监司职“治理历法”，曾主持制作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仪和天体仪等六大件仪器，编成《康熙永年历》，设计制作欧式火炮，传播欧洲科学技术知识，因功绩卓著而先后被加封太常寺卿、通政使、工部右侍郎等衔。南怀仁在天文仪器史上的地位与欧洲但泽（Danzig）的天文学家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类似。他们是欧洲古典仪器的最后代表人物，都模仿第谷（Tycho Brahe）的设计，几乎同时制作了各自的成套天文仪器。南怀仁将欧洲的机械加工工艺与中国的铸造工艺、造型艺术结合起来，在中国工匠的帮助下实现他的设计。
　　传教士的论著自然是西学东渐史研究者非常珍视的历史文献。南怀仁用汉文、拉丁文、满文等文字记述了他所从事的科学技术活动。他于1674 年用中文写成《新制灵台仪象志》，书中详解仪器的构造原理，以及制造、安装和使用方法。他强调将仪器“公诸天下，而垂永久之意”，“要使肄业之官生服习心喻”。后来，他又整理自己的论著，为欧洲天主教会和其他读者编写出《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aea）。这部拉丁文著作的前十二章生动回溯了南怀仁重新确立欧洲天文学在清朝编制历法等方面的主导地位的历程，介绍了钦天监在观测、编制历书、预报天象等方面的工作。书中表达了一些未说给中国人的实话，表现出西方科学优越感。这些与《新制灵台仪象志》和《熙朝定案》等文献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除了天文学，《欧洲天文学》的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七章分门别类地记述南怀仁和其他耶稣会士在北京的科学技术活动，涵盖数学科学（几何学、算术、测量学、宇宙论）、力学与机械、日晷测时、弹道学与铸炮、光学、透视画法、水利工程、气象学和音乐等领域，其中不乏中国学者过去所不熟悉的内容。在前言和第二十八章中特别说明了科学在传教事业中的特殊作用，强调传教士借科学之力“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其实，南怀仁等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不仅在中国有开创性，就是在世界科技史上也是有特点的。例如，南怀仁敏锐地关注了伽利略等欧洲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探索的弹道学、落体运动和单摆等前沿问题。南怀仁还是以蒸汽驱动车和船的先驱，在北京成功进行了蒸汽车与蒸汽船的模型试验。
　　应该说，《欧洲天文学》是研究欧洲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史，乃至西学东渐史的学者必读之书。比利时学者高华士（No?l Golvers）博士在南怀仁基金会和鲁汶大学中欧研究所的支持下，系统研究并翻译了《欧洲天文学》。这部1993 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包含了高华士先生撰写的导言和大量注释等研究成果，帮助非拉丁语读者突破了语言障碍。我在1996 年为研究明清天文仪器史而拜读过这部英译本，当时就觉得译者为我们做了一件雪中送炭的善事。如今，余三乐先生将高华士先生的《欧洲天文学》英译本翻译成中文，使中国广大读者便于解读和参考这部著作，深入理解耶稣会士在传播科学技术方面的作为及其历史意义。在此，谨向余三乐和高华士二位先生，以及策划出版此书的张西平教授和大象出版社表示敬意和祝贺！
　　张柏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所长
　　2014 年1 月3 日，于北京中关村

　　第十章
　　关于自然现象和日食、月食的预报，以及在进行观测时履行的隆重而严格的仪式
　　除了上一章提到的三种历书一年一度的计算工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小的任务也交给了我。在一年中，每半个季度（也就是说每45 天之间，当气象条件发生了变化），我要画出一幅天象图［1］，这样每年要画8 次。我还必须在每半个季度小心翼翼地预报一次未来天象的趋势和气象的变化，包括这些现象可能导致的诸如瘟疫或其他疾病、食物短缺等，指示出将要刮风、下雨、闪电、降雪的日子，以及将要出现的其他类似的自然现象。这一切都必须以写奏折的方式报告给皇帝。这些奏折后来都转交给阁老的“学院”去存档。任何人都知道这个任务的难度之大，知道它对毁坏一个好的占星家的声誉将会有多么大的危险［2］，除非他做事非常小心谨慎，特别是要妥善对待那些不懂占星学却熟悉其他事情又很机敏的人。
　　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并不轻松而又带有危险性的任务，这就是计算所有的日、月交食现象。因为这一庞大的帝国划分为17 个行省［3］，每一次的日、月交食现象都必须计算出有关各个行省的省会城市的经度和纬度［4］，因此对一次日食的计算，就包含17 个行省的数据，汇总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大本。在这些日、月交食中，有些现象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因视差［5］所产生的各种因素，还常常有因光线折射［6］而给人造成的误判。特别是在清晨和夜晚发生日、月交食现象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
　　当日、月交食发生在贴近地平线的位置上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现今的中国，对日、月交食发生时将会遮盖“多大程度”的数值（分）［7］的预报必须做得非常小心、非常仔细。另一方面，所有即将发生的日、月交食现象的时间都必须提前6 个月［8］计算出来，报告给皇帝。这样，有关的消息就能够及时地传到哪怕是最遥远的省份。这就使那里的人们可以在预报的那一天的那个时辰观察日、月交食的天象。
　　在帝国的首都———北京，接下来的仪式就是观测。在日、月交食即将发生的前几天，礼部根据钦天监呈递给皇帝的奏折中的预报［9］，明悉了日、月交食将在哪一天的几时几分、在哪个地区发生，将会遮盖几分，交食的初始（初亏）、中间（食甚）和结束（复圆）各自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以及其他信息之后，就用大号字写成公告，张贴在公众场合。这就告诫所有的官员，在那一天的那个时辰到来之前，必须到一个既定的地点集中［10］。这样［11］，当观测日、月交食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全城所有的官员就会聚集到事先准备好的钦天监的一个大院子里。他们身穿节日的服装［12］，佩带上显示各自品级的标志。
　　几天之前，我送给所有的亲王（他们也是在整个北京朝廷中最高贵、最显赫的官员）一个显示日、月交食的图表［13］和附有一系列图片的有关日、月交食全过程［14］的简要图解说明。我还把这两样东西送给在外省的我的神父同僚，他们有了这些印刷品，就可以赠予当地的总督和高官。
　　与此同时，当北京的官员们在上述大院子里等候日、月交食来临的时候，他们也在观看一个显示日、月交食的模型和图解说明，并且相互之间讨论着即将发生的自然现象。尽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却谈得颇为热烈［15］，以此来消磨时间。当他们一看到太阳或是月亮表面光芒开始暗淡下来时，他们就都抬起头来，焦虑不安地凝视着天空，在渐渐变弱的光线下双膝跪倒。
　　按照祖先的传统，他们行叩头大礼，表示对太阳和月亮神圣光芒的崇拜。这时在所有的大街上，特别是在偶像崇拜的庙宇里，顿时锣鼓和其他乐器大作，于是喧嚣的回声响彻全城［16］。他们想以此来表达自己要帮助太阳或月亮摆脱灾难的愿望［17］。这是依据了中国古老的习俗，而这习俗在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看来是毫无根据的［18］。那些官员们依旧虔诚地跪在那里，只有当跪的时间太久了的时候，才站起来休息一小会儿［19］。这就是他们在尊崇祖先流传下来的迷信，甚至是错误（他们显然已经意识到这是错误的）的仪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异常执着的热情［20］。从这些事实就可以清楚地显现出，将欧洲天文学介绍给那些如此顽固地留恋自己传统的民众，以及提升他们以同样程度尊崇的、保持了4000 年的中国天文学，将是一个怎样艰巨的任务！
　　在外省的各个省会城市，在总督和其他省级官员的主持下，也举行了极其类似的观测仪式［21］。这就是说，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整个帝国的几亿双眼睛都注视着天空。
　　与此同时，礼部的其他官员和钦天监的监正［22］一起在观象台聚精会神地观测日、月交食的开始（初亏）、中间（食甚）和结束（复圆）各个阶段。他们认真仔细地记录各个阶段的起始和终结的时刻，和食甚阶段太阳或月亮被遮盖程度（即“分”）的数值，以及最后，记录哪些地区可以观测到这一日、月交食现象等。他们将这些实际发生的天象与预先制作的模型和计算的结果及根据计算印制的阴影图作比较。第二天，他们就此特殊的主题呈递一份奏章，向皇帝报告，根据实际观测，他们原来的计算是否与天象符合。这份奏章要有他们的签名和钦天监的印章。按照习俗，甚至皇帝本人也要在紫禁城宫墙内的住所中仔细地观测这一日、月交食现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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