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中国戏曲史家自选集”丛书旨在全面汇聚和展示新时期海内外中国戏曲史研究成果，由在该领域有卓越成就和广泛影响的中国戏曲史家遴选自己最具代表性、水平最高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本书是我国著名学者俞为民教授的自选集。，全书共分为四个篇章，分别为曲史篇、曲论篇、曲律篇、曲考篇。结合史实资料系统地论述了宋元至今南戏的研究和古代戏曲理论及格律的发展，以及早期戏曲剧目的考证。
总 序
康保成
自王国维（1877—1927）《宋元戏曲史》（1913）发表后的百年来，有的文学观念、戏剧观念不断被颠覆被更新。
最初，人们似乎如梦方醒般认识到：元曲原来是可以和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一代之文学”；被人轻视的金元杂剧和宋元南戏，曾经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渐渐地，王国维重文学轻艺术、重元曲轻明清戏曲的观念受到反思。人们从明清传奇的持续繁荣，昆曲折子戏的兴起，花部戏曲的崛起，“角儿制”的确立，已然认识到戏剧的表演艺术本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戏剧与宗教仪式的关系问题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戏剧史的“明河”与“潜流”分途演进的理念被提出。这一理念目前正在经受时间与实践的检验。百年来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人和丰厚的学术成果。
王国维的同时代人吴梅（1884—1939）和齐如山（1875—1962），分别在昆曲音律和京剧舞台表演方面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乃至有学者把王、吴、齐并称为近代戏剧理论界的“三大家”或“三驾马车”。无论这一称谓是否被多数人所接受，但吴梅竭力提倡“场上之曲”和齐如山对梅兰芳表演艺术的指导，都在揭示出戏曲的角色扮演本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作家作品与场上表演互为依存的密切联系，认识到戏剧史上存在着一个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王、吴、齐分别代表了戏曲研究的三种路向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三大家”中，王国维重文献、重考据的研究路向影响最大，追随者最多。
“三大家”之外或稍后，涌现出郑振铎、任中敏、孙楷第、黄芝冈、钱南扬、冯沅君、周贻白、卢前、赵景深、王季思、董每戡、郑骞、傅惜华、庄一拂、张庚、张敬、汪经昌、吴晓铃、郭汉城，以及近年谢世的蒋星煜、徐朔方、胡忌等戏剧史家。中国戏剧史的研究领域里，可谓群星璀璨，光照寰宇。
卢前在20 世纪30 年代写的《中国戏剧概论》里，把中国戏剧史比作“一粒橄榄”：两头细小的部分说的是“戏”，中间饱满的部分是“曲的历程”。这一生动的比喻，大致勾勒出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与不足。当时的戏剧史家，大多是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从事研究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主要在宋元以来的戏曲作家和作品方面。王国维的文学观、戏剧观和戏剧史观，对这代人的影响一目了然。用注经的观念与方法注戏曲、搜集文献资料、研究戏剧史，其积极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不过20 世纪40 年代以后周贻白、董每戡、任中敏、张庚等人的研究，扩大了戏剧史的研究领域，突破了“曲本位”的局限，弥补了前人对“戏”研究的不足，或许更值得称道。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日本汉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一方面，日本汉学对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或多或少有着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又极大地反哺于日本汉学。森槐南（1863—1911）等人在大学讲授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俗文学以及开展南戏研究，是在《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前，而由狩野直喜（1868—1947）开创，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田中谦二（1912—2002）、岩城秀夫（1923—）等人继承的“京都学派”，却深受王国维的影响。出身于大东文化大学的波多野太郎（1912—2003）独辟蹊径，他较早从地方史志中寻觅戏曲、小说的词语史料，颇受关注。而辻听花（1868—1931）、波多野乾一（1890—1963）、滨一卫（1909—1984）等人，着眼于京剧现状的品评，其论著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田仲一成（1932—）的祭祀戏剧研究，从领域到方法，都具有戏剧人类学的风范，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戏剧研究影响较大。欧美研究中国戏剧史的著作很可能在《宋元戏曲史》之前已经出现。
据《清稗类钞》介绍，英国博士瓦儿特的《中国剧曲》一书，把中国戏剧的发展分为唐、宋、金元、明四个时期，已经明显具有了“史”的意识。不过运用现代学术规范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的，还要数后来的柯润璞（ＪａｍｅｓＩｒｖｉｎｇ Ｃｒｕｍｐ，Ｊｒ．，1921—2002）、龙彼得（Ｐｉｅｒ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ｏｏｎ，1920—2002）、白之（Ｃｙｒｉｌ Ｂｉｒｃｈ，1925—）、韩南（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ｎａｎ，1927—2014）、杜为廉（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ｏｌｂｙ，1936—2015）等人。他们的研究路数不完全相同，但其成果先后传到了中国，影响了中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韩国的中国古代戏剧研究比欧美、日本慢半拍，金学主（1934—）及其门生撑起了朝鲜半岛的一片天，这已经到了20 世纪快要降下帷幕的时候。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近30 余年，是中国大陆的“新时期”。这既是政治上的新时期，也是学术上的新时期。而我们，是新时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然而，当年踌躇满志的青涩学子，倏忽之间，就被时光染白了双鬓。蓦然回首，我们这一代做了什么？
有感于此，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先生委托我主编“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丛书，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做一番检阅。当我战战兢兢地接下这个任务之后，才发现，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要达成既定目标是多么不易！ 丛书主编，应该是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而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威望都远远不够。再从客观上看，丛书只能收论文，而一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往往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的；加之一些著名学者已经或正在出版自选集或文集，无法为本丛书供稿。更重要的是，由于篇幅所限，众多优秀的中青年学人及其成果未能入选。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对本丛书充满了信心。
俞为民，1951 年2 月生，浙江余杭人。1978 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 1981 年南京大学戏剧戏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钱南扬先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温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南戏研究与曲律研究，主持国家重大和重点科研项目2 项、一般项目3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4 项，出版专著25部（其中合著4 部），整理古籍13 部，发表论文160 多篇。其中，《历代曲话汇编》获全国古籍出版一等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古代曲体文学格律研究》入选2011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第十七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入选2015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宋元南戏文本考论》获浙江省第十八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其余代表作有《宋元南戏考论》《宋元南戏考论续编》《曲体研究》《李渔评传》《明清传奇考论》《李渔〈闲情偶寄〉曲论研究》等。
我们指出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是同一种戏曲形式，明清传奇是宋元南戏的延续，但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差异。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作者身份等的变化，南戏到了明清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出现了分流，分化为民间南戏（传奇）与文人南戏（传奇）两大类。宋元时期的南戏皆出于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之手，如明代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云：
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如现存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为永嘉九山书会才人所作，《宦门子弟错立身》为古杭才人所作，《小孙屠》为古杭书会才人所作。
又如四大南戏之一的《白兔记》也为永嘉书会才人所作。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文人学士参与南戏的创作，南戏的发展便分为两途：一路仍由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所作，一路则为文人学士所作。元代末年高明作《琵琶记》标志着文人开始参与南戏的创作。高明曾是理学家黄溍的学生，中过进士，做过官，称得上是名士了。《琵琶记》是根据被称为南戏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的。高明的改编，大大提高了南戏剧本的文学性，如剧中写景抒情性场面及适宜于生、旦抒情的长套细曲的增加，语言也一改早期南戏本色俚俗的风格，富于文采。明代徐渭《南词叙录》指出：在高明之前，南戏由于曲文俚俗，“不宫调”，故不为文人学士所留意。而高明作《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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