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有为学术文集_程有为_9787534784873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该文集收入史学研究论文40余篇，分为“古史求索”、“制度探研”、“人物考论”、“思想评析”、“中原文化研究”和“文化互动述论”六组，系作者30多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史、河南地方史与中原文化的成果结晶，可供史学方志工作者、历史教师及广大史学爱好者一读。

  我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史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洛阳地区文教行政部门工作，我得以进入洛阳市读书。父亲有较深的古代文学功底，工作之余常写一些杂文和诗歌，在《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我少年时受到这方面的熏陶，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有浓厚的兴趣。1964年我于洛阳第一高级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希望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但是好景不长，只读了两年书，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学业荒废。后来进入部队农场锻炼，分配到中学教书，可谓时光荏苒，岁月蹉跎。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不仅挽救了国家的命运，也为一代青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部分高校和科研部门开始招收研究生。我于当年考取河南大学（时称“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孙作云、朱绍侯二位先生。孙先生不幸于当年弃世，由郭人民、郭育才二位先生讲授先秦史，朱先生讲授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为我后来的史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也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1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我已年近不惑，觉时不我待，遂终日乾乾，不敢怠惰，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兼任所秘书、副所长、所长，直至2005年年底退休。迄今已年逾古稀，依然笔耕不辍。
  回顾自己30多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走过的道路，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80年至20世纪末的20年，主要以历史研究为主；二是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则以文化研究为主。
  进入历史研究所以后，我仍以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主攻方向，对于古代制度史有所涉猎。但由于所在单位主要任务是研究河南地方史，我也适应这种需要，主攻河南古代地方史，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并与张文彬、王珍先生共同主持编写《简明河南史》，与王天奖先生共同主持编写四卷本《河南通史》。此外，还与鲁德政先生共同主持编写了《河南通鉴》《中华通鉴河南卷》，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同人合著《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史》。
  在文化方面，我研究的着重点是思想文化和地域文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曾对中国古代人才思想及人才制度有较多关注，陆续发表相关论文近20篇，并撰写出版了一部《中国古代人才思想史》。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全国性的“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河南省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河洛文化（或中原文化）的热潮。根据工作需要，我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并独著《河洛文化概论》，与人合著《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南卷》，主持编写《中原文化大典·大事记》，均已面世；主持编写的八卷本《中原文化通史》和独著《中华大河文化史系列·中原文化史》亦即将出版。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36年来我已积累文稿百余篇，多发表于《史学月刊》《中州学刊》《郑州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河南师大学报》《河南社会科学》等期刊，或见载于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举办的各种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所发论文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文摘资料》与《新华文摘》转载，或为《历史学年鉴》《史学情报》《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摘引。
  近期院领导为展示我院的研究成果，决定为专家学者出版个人论文集。我遂对旧稿进行翻检整理，从中选出40余篇，分为“古史求索”“制度探研”“人物考论”“思想评析”“中原文化研究”和“文化互动述论”六组，每组文章又以其所述内容的历史时代先后为序。所选论文撰写、发表的时间跨度很大，笔者的认识前后亦未必一致。论文的格式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引文的注释，有篇后注、页下注以及文中加注等多种形式，注文的详略也存在差异。这次选编，对论文的内容、观点和文字均保持发表时的原貌，仅作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将几篇文章的篇后注改为页下注，使文集之注相对统一，并改正了个别文字的错讹。
  在此文集即将付梓之时，我对院领导的美意，对院科研处的同志和大象出版社的编辑付出的辛劳，表示诚挚的谢意。人生有限而学海无涯，加之个人愚钝不敏，孤陋寡闻，论文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2016年8月于洛崤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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