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_马勇_9787214156389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依据新旧史料重新建构这场政变的来龙去脉，结构宏大，叙事严谨，高潮迭起，悬念连连。著者创造性回答了究竟是谁走漏了政变消息，日本、英国、俄国人在这场政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谭嗣同为何坐以待毙，张之洞为何救杨锐，荣禄为何救林旭，特别是李鸿章为何出

　　外交难题与内政改革
　　此时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态势，外国资本之所以看好中国，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改革方面的尝试，试图为国家提供一种长期稳定的保障，湖南的维新运动、各地的新政实践，都充分表明这个古老的国家在经历了大失败之后的大觉醒。
　　然而，一片升平景象中突然出现一个尴尬，一个外交难题突然而至。而此时的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还像一个雏儿。
　　这个外交难题来自德国。德国在这之前确实有恩于中国，那是它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联合俄国和法国，逼迫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让，尽管中国为此增加了一笔三千万两的“赎辽费”，但毕竟保全了中国本土。
　　不过，三国干涉还辽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三国都觉得自己有恩于中国，中国应该对他们的贡献给予回报。于是德国人向中国提出租借胶州湾；俄国人诱逼中国签订秘密条约，逐步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沙俄势力范围；法国人不甘落后，也提出与德国差不多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从来不会忘记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特别是考虑到中德贸易额迅速增长的事实，大致同意德国在东部沿海找一个地方建立储煤屯船的海军基地，一是有利于保护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一是有利于远东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均衡。只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官僚主义太厉害了，中德之间就这个问题的谈判一拖再拖，严谨的德国佬终于忍耐不住了，决定利用或者制造借口，强行武装占领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方面答应。
　　这场外交游戏当然需要冠冕堂皇的借口。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害，这终于为德国人提供了绝佳借口。德皇威廉二世获悉这一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反而情不自禁地感谢中国人为他们提供了理由，迅即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不惜代价占领胶州湾。
　　11月13日，德国舰队向胶州湾中国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48小时内全部撤退。巨野教案的是非曲直不必讨论，两名传教士死亡确实是个问题，清政府碍于此点无法强硬以对，况且中国刚经历过甲午战争，此时也真的无法轻启兵衅。清政府一方面寻求列强帮忙劝阻德国人，一方面下令清军镇静以待，不要让德国人寻找新的理由。
　　清政府的忍让并没有阻止住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步伐，而俄国人在清政府的请求下，先是答应劝阻德国人，继则与德国人合谋，狼狈为奸。俄国舰队于1897年12月15日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湾。
　　德俄两国的不义之举无疑是中国的外交失败，特别是俄国刚刚与中国签订过密约，保证中国二十年无事，现在自己动手将三国干涉还辽要回来的大部分东西重新拿走，这不仅使中国政府极其尴尬，也使吐出这块肥肉的日本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中德、中俄之间的秘密外交，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获悉，《国闻报》立即发表言辞犀利的政治评论，批评德俄两国政府的强盗逻辑，进而批评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调中国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谋自立之道，紧随世界潮流。只有自立，才能救亡；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谋取和平，以战止战。
　　《国闻报》的政治评论主要出自严复之手。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监督，严复对甲午战争有着常人所难以理喻的情结。他的同学、学生，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次战争，所以他不仅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进展，而且在这场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大受刺激，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檄文，探讨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并着手翻译《天演论》，期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促使中国人从迷梦中惊醒。所以当德国、俄国背信弃义，用强力掠夺中国，强占胶州湾、大连湾和旅顺口时，严复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愤怒，再次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严复激烈的政治言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南方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同样具有亡国的幻灭感，他们甚至试图改变湖南维新运动的性质，以为亡国之后图，计划假如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以湖南为基地策动南部中国独立，为将来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础。
　　亡国的幻灭感促动了政治激进主义迅速崛起，梁启超开始以时务学堂为基地宣扬政治变革，以为中国君主权力日尊过盛，人民的政治权力日衰递减，可能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对症下药，中国的政治变革就是要扩展人民的政治权利，还政于民，像西方那样设立议院，约束君权，限制君权。梁启超甚至还与学生们讨论改正朔易服色也就是改朝换代的可能性，这在正统思想者看来无疑超出了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
　　梁启超的异端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奇思妙想，这里既有其师康有为思想异端的学理根据，也是梁启超那批朋友曾经讨论过的问题，谭嗣同明确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君主专制，两千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独夫民贼”把持政权且无所约束，所以他号召中国人冲决网罗，废君统，倡民主，建设和西方一样的近代国家。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激进主义深刻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进程，湖南新政由先前比较单纯地发展近代经济向政治体制改革转变。课吏馆、保卫局等一系列新机构逐步设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官体制、警察体制开始尝试。因胶州湾事件刺激而创办的南学会，则逐步发展成一个地方议会组织，以为将来中国大局发生危险时，能使湖南像日本幕府末年的地方势力一样，强藩联合，推动全国进步和民族重建。
　　湖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后来引发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冲突，原本受到湖南各方面欢迎的梁启超简直是被驱逐出境。好在梁启超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湖南，追随其师康有为重回京师大展身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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