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研究论文选_刘怀荣，孙丽选编_9787516198223

　　近年来出版的大批域外汉文典籍，为我国学术研究提供了又一类新材料，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汉诗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日本汉诗研究论文选》选自1980年以来的日本汉诗研究成果，分为“日本汉诗概说”“日本诗话研究”“白居易与日本汉诗研究”“日本汉诗人及其汉诗研究”“日本汉诗专题研究”“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比较研究”六大部分。既是回应域外汉籍纷纷面世的新变化，也希望对了解日本汉诗和深化中国诗歌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与日本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产生之初就与中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唐代，中日文人间就有汉诗往来。明清时期，部分总集开始收录有日本汉诗，但人清以后，日本汉诗的西传，颇多曲折。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收作家548人，诗5297首，不但是中国研究日本汉诗的奠基之作，在日本也是规模空前的一部总集”。“由唐至清，一千多年来日本汉诗在中国的流布，虽不能说触目皆是，却也斑斑可考，不绝如缕。”甚至晚清“诗界革命”可能也受到日本明治“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这一极具特色的中日文化交流形式中止了。此后直至中华民国时期，关注日本汉诗的有3部汉诗集②，3篇文章③，后者还不是研究性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日之间的文化往来和交流一度中断，直到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因此，中国国内的日本汉诗研究实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到2014年10月为止，相关成果有著作56部，论文384篇，其中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42篇。我们在此拟从纵、横两个方面，对这一研究历史和现状做一初步的梳理和总结。
　　第一节汉诗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日本汉诗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期（1980-1991）、发展期（1992-2000）和繁荣期（2001-至今）。
　　一起步期（1980-1991）
　　相关成果有著作10部，论文11篇。论文数量较少，大多为基础性的描述概括。温祖荫将日本汉诗的发展历史、内容题材及艺术特色分别加以说明①，尽管简略，但是却已经有意识地将日本汉诗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对象进行研究，这在此阶段还是极为罕见的。除了一些文学鉴赏性和介绍性的文章之外，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的，旨在强调中日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学历史关系。学者们注重将中国诗与日本汉诗及和歌进行比较，一方面发掘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二者的差异。雷石榆对唐代至20世纪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背景下两国诗歌的发展脉络做了描述，指出“日本汉诗与和歌所反映的主题和思想倾向也多类似中国各类诗人”，特别强调了唐代以杜甫、李白、王维为代表的诗人其儒、道、佛思想对日本诗歌产生的作用，同时还指出两国自然环境的差异对诗人的影响。
　　著作则以各种日本汉诗选评注本为主，如黄新铭的《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张步云的《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砚、马沁选编的《日本汉诗新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程千帆、孙望的《日本汉诗选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孙东临、李中华的《中日交往汉诗选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日本汉诗研究论文选》：
　　当然，平安朝诗人们更多地模仿的毕竟还是《白氏文集》中的诗歌作品。模仿的角度是千差万别的：有效其诗之风格者，有袭其诗之辞句者，有蹈其诗之意旨者，有摹其诗之情境者，也有鉴其诗之章法技巧者。具体例证，不仅充斥于被誉为“本朝之白乐天”的菅原道真等诗坛名家的别集，而且在一些知名度不高的诗人的作品中也俯拾皆是。如释莲禅的《听妓女之琵琶有感》：“琵琶转轴四弦鸣，妖艳帘中薄暮程。清浊未分空侧耳，弛张始理自多情。飞泉溅石逆流咽，好鸟游花商韵轻。萧瑟暗和风冷晓，松琴谁玩月秋晴。不思客路入胡曲，无饱妓窗激越声。肠断何唯溢浦畔，夜舟弹处乐天行。”即使不在篇末点出“乐天”二字，读者也一眼便能看出这是由白居易的《琵琶行》翻转而来，因为不仅描写对象相同、情感指向相近，而且几乎每句都能在《琵琶行》中找到出处：“琵琶转轴四弦鸣”，是融合了《琵琶行》中的“转轴拨弦三两声”与“四弦一声如裂帛”；“弛张始理自多情”，是脱胎于《琵琶行》中的“未成曲调先有情”；“飞泉溅石逆流咽”，是来自《琵琶行》中的“幽咽泉流冰下滩”；“好鸟游花商韵轻”，是本于《琵琶行》中的“间关莺语花底滑”，如此等等。尽管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再创造，但全篇却以模仿与蹈袭的成分为主。
　　再看三官（辅仁亲王）的《见卖炭妇》：“卖炭妇人今闻取，家乡遥在太原山。衣单路险伴岚出，日暮天寒向月还。白云高声穷巷里，秋风增价破村间。土宜自本重丁壮，最怜此时见首斑。”虽然不便说这完全是模仿白居易的《卖炭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在题材与构思方面受到了《卖炭翁》的启发。同时，稍加寻绎，在诗中也能发现某些脱化于《卖炭翁》的痕迹：如“衣单路险”一句，便极易使人联想到《卖炭翁》中的“可怜身上衣正单”等语，而自然地推测它们之间有着渊源关系。说得刻薄些，作者只不过采用了改头换面术，将一个中土的穷老汉变成了有几分怪异的东洋老妪而已。如果说它还有那么一点生新之处的话，那就是没有让穷老汉被宫中太监抢劫一空的遭遇在东洋老妪身上重演。至于藤原敦光的《卖炭翁》，则完全是对白氏原作的缩写，已臻机械模仿之极致：“借问老翁何所营？伐薪烧炭送余生。尘埃满面岭岚晓，烧火妨望山月程。直乏泣归冰冱路，衣单不耐雪寒情。白衫官使牵车去，半匹红纱莫以轻。”继此诗之后，又有《和李部大卿见卖炭翁愚作所赠之佳什》一诗，再次对白氏原作进行了“缩写练习”；而他的《缭绫》一诗，也是根据白氏新乐府中的同题之作改制而成的“袖珍本”。
　　上述作品所模仿的都是《白氏文集》中的名篇，非名篇者也同样能激起平安朝诗人模仿的热情。如白居易喜咏蔷薇，源时纲、释莲禅、藤原敦光等人便争相仿效，迭相赓和，并且唯恐读者不明其渊源有自。源时纲故意在《赋蔷薇》诗中注明：“白氏有蔷薇涧诗。”释莲释则在同题之作中强调：“昔日乐天吟丽句，此花豪贵被人知。”又如白居易有题咏牡丹之作数种，大江匡房、藤原通宪等平安朝后期诗人便也纷起效尤，大咏牡丹。藤原通宪《赋牡丹花》诗起首云：“造物迎时尤足赏，牡丹载得立沙场。卫公旧宅远无至，白氏古篇读有香。”明言是读“白氏古篇”后有感而作。既然如此，作品本身也就很难摆脱与白氏原诗的干系了。再如白居易有《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诗。诗云“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徘徊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仅由其末句化出者，就有藤原敦光《三月尽曰述怀》中的“紫藤昔咏心中是，红杏晚妆眼中非”。藤原明衡《闰三月尽日慈恩寺即事》中的“丹心初会传青竹，白氏古词咏紫藤”，惟宗孝言同题之作中的“白氏昔词寻寺识，紫藤晚艳与池巡”，等等。凡此种种，都不失为模仿白居易诗的实例。模仿到极处，甚至连白居易对诗友的评语也一并袭用。《古今著闻录》载有庆滋保胤品骘天下诗人语，其中评大江匡衡日：“犹数骑披甲胃，策骅骝，过淡津之渡。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其锋”二句原本就是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对诗豪刘禹锡的品评。
　　由于诗贵独创，模仿尤其是机械的模仿，无疑是不足称道的。但对于平安朝诗人们来说，即使是模仿，也非易为之事。要惟妙惟肖地模仿和左右逢源的借鉴，首先必须对《白氏文集》烂熟于心，随时可以从中攫取所需的蓝本加以翻版。而要烂熟于心，除了勤研苦习外，别无捷径。于是，缙绅诗人们有的“闲咏香炉白氏诗”（菅原在良《山家寻深，径路已绝……》），有的“白乐天诗披月验”（藤原基俊《秋日游云居寺》），有的“闲披白氏古诗吟”（藤原茂明《夏日言志》），有的“讴吟白氏新篇籍”（菅原道真《客舍书籍》）。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