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支撑_单霁翔著_9787561857694

本书收录了作者自2003年至2014年发表的论文、提案、讲话稿等共计45篇，包含《在文物保护事业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课题评标会上的讲话》《在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关于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问题研究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提案》等。全书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配以作者工作期间拍摄的图片。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出版在即，出版社嘱我写一个自序。心怀往昔，愿以时间为轴写出自己简短的感言，希望聚焦有启迪意义的文化历程，也希望表达充满真情实感的“乡愁”。
　　2011年8月25日清晨接到通知，我将要离开工作近10年的国家文物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消息突然，没有精神准备。记得当天上午工作日程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做专题报告。一路上，10年来的工作情景在脑海中闪过，想到在走向新的岗位之前，应该对以往工作进行回顾，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交接，于是到会场后便放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多媒体演示内容，改为讲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会，将近两个小时的畅谈，仍感意犹未尽，充满着回望与寻觅的思绪。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_丁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从1984年进入城市规划部门以来已经30余载，从1994年进入文物系统以来也已经20余年，其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回忆。有幸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来到故宫博物院，一方面继续享受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得以将几十年来积累的体会应用于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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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2辑）：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支撑》：
　　一、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城市文化问题
　　（一）“矛盾凸现期”遭遇“城市化急躁症”
　　21世纪之初，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国，都是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这一时期，世界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了城市，在全球范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也是这一时期，我国脱离了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城市化具有加速性。“美国学者诺瑟姆（RayM.Northam）1979年提出的城镇化S形曲线所揭示的加速期曲线有两个拐点。第一个拐点是城镇化率从低到高，也就是城镇化加速期所形成的。如我国1990-200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第二个拐点是城镇化率的变化从快到慢所形成的。当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镇化基本处于饱和状态。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1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300/0时，城市化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也就是第一个拐点——从慢到快。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进入了走出低收入国家而向中等收入国家前进的新时期。2006年，我国第一次在新的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城市化率的目标。即2010年达到47%，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相比1995年以来的每年1.43到1.44个百分点的超高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目标速度。世界城市化一般的年均增长速度在0.3到0.5个百分点”①。有关学者认为，这个时期往往可以称为“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期”。同样的发展阶段在其他发达国家往往需要30至5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在我国城市，这个阶段时间过程短，建设强度大，投入密度高，因此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各类矛盾非常集中、异常激烈。
　　近些年，各地政府对城市化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并且一提到城市化水平，就会以城市化率作为衡量标准，甚至将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存在着片面的城市化率决定论，以致出现“城市化急躁症”，追求城市化率的高速度增长，提出各种不切合实际的城市化发展目标，认为城市化到了什么程度，经济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城市化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出现过的种种弊病，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从表象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的现象，实质上城市化所带来的最主要问题，已经不完全是城市物质环境或体形空间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城市化水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百分比数字。单从科学研究和理论架构上说，就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建筑、城乡规划、能源材料和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城市化加速进程对应城市建设的高峰时期。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移居城市，人口过剩和城市短缺成为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矛盾，由此引发城市“摊大饼”式地无限蔓延，造成对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以及对能源、生态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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