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童年的记忆_(奥)弗洛伊德著_9787509788462

本书是弗洛伊德写的有关达芬奇童年记忆的心理史学经典著作，对达芬奇的一些画作进行心理学潜意识状弗洛伊德利用临床精神分析法对达·芬奇的性心理踪迹研究，这是他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涉足传记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他研究的主题从早年开始的列奥纳多的感情生活，其艺术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他的性心理历史轨迹，到同样重要的次主题：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本质，某种特殊类型同性恋的起源，对研究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自恋症概念。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译者序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旷世天才之一。他不仅仅是一位创作了《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雕塑家、建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收藏于巴黎卢浮宫万国大厅（Salle des Etats）中的这幅木板油画《蒙娜丽莎》，尽管仅有77厘米×53厘米大小，但画中人物脸上露出的让人着迷又无法接近的浅浅微笑，赋予了这幅油画不朽的名声。

近五百年来，《蒙娜丽莎》——这个编号为779的卢浮宫镇宫之宝，是人类艺术品中名头最响亮的杰作，每年吸引了约550万游客造访。

任何一个想起列奥纳多油画的人都会想到一个独特的、令人沉醉而又神秘的微笑，他将这一微笑魔术般地附在了他画中女性形象的嘴唇上。这个微笑停留在了那既长又弯的嘴唇上，成了作者的艺术特征，并被特别命名为“列奥纳多式”（leonardesk）的。（见本书第四章，S.56）

它微妙地捉弄着人类的智性，令其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悬谜：肖像中的人物到底是谁？她在向谁微笑？为何如此微笑？在她光芒四射的微笑里，究竟隐含着怎样的人类学深意？

蒙娜丽莎的出现，引发了作为私生子的列奥纳多对生母的痛切记忆，他向那位生母的化身倾诉了自己的孤独身世。这次倾诉导致了一场长达四年乃至更久的爱慕：画家狂热地迷恋自己的模特儿，并在她的肖像上涂满了隐秘的激情。但只有奥地利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发现了列奥纳多的秘密，并用“恋母情结”解码了“微笑”的语义。弗洛伊德宣称，这幅杰作表露出画家对母爱的渴望。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替代品，蒙娜丽莎之所以成为伟大女性，是因为她就是人类母亲的最高形象。破解列奥纳多秘密的这部著作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弗洛伊德于1910年撰写的《达·芬奇童年的记忆》（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以下简称《童年记忆》）。这是一部将精神分析学理论用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先驱之作，它的出版标志着心理史学的创立。

一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特别是追溯他所研究的历史名人的俄狄浦斯情结（dipuskomplex）——幼儿在3～5岁间以双亲中的异性作为自己性爱的对象，视同性中的一方为情敌的情结——的情况，产生了一种对传记主人公使用精神分析手法的新传记，弗洛伊德的这部《童年记忆》就是一例。在弗洛伊德看来，性生活方面的活动，是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关键所在。而历史人物创造性活动的原始动力很可能源自童年早期的性：由于性欲得到升华的缘故，成年时期的创造力取代了一部分受压抑的性生活。艺术家的创作正是这种性欲的一种宣泄方式，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欲得到升华的两种方式。

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精神分析学一直是以问题研究作为其重点的。而在当时围绕着文艺复兴巨匠列奥纳多的身世和创作之谜，人们做出了种种推测和解释。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列奥纳多虽然以绘画大师闻名世界，但他并未真正完成过一件作品，并且从未对自己的创作表示过满意。他是艺术大师，却又研究飞鸟，设计出许多机械装置。除了著有重要的《绘画论》（Trattato della pittura, 1817）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草图速写，以及有关自然科学、工程的手稿。在他的画笔下，出现了无数的美丽女性，但他却终身独自一人，甚至没有谁知道他曾经有过什么风流韵事。诸如此类的相互矛盾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欧洲学者。弗洛伊德尝试着以达·芬奇童年时期的性经历作为出发点来解释上述的悖论。

弗洛伊德以列奥纳多日记中的一段话——“当我还躺在摇篮里时，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它的尾巴打开了我的嘴巴，并多次用它的尾巴撞击我的嘴唇”（见本书第二章，S.24）为切入点，以童年的记忆是当时的记忆和以后成长经历中的各种想象的混合体这一观点为前提，指出“秃鹫的尾巴”事实上象征了母亲的哺乳与亲吻，这些动作由于激起了幼儿的口唇快感而具有了性的含义，并因此刺激了儿子对母亲强烈的依恋和性早熟。何以秃鹫象征着母亲呢？因为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秃鹫只有雌性，并且由风而受孕，进而生育。由于这样的一个神话后来被天主教用来解释圣母受孕，生活在天主教大行其道的意大利，列奥纳多对此理应有所了解。因此他无意之中把自己比喻成了秃鹫之子。因是私生子，小列奥纳多在五岁前是有母无父的，母亲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他身上的结果是使其性探索的冲动更为强烈。这种冲动在无法释放而又不愿受压抑的情况下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求知欲，并演化为成年列奥纳多探索自然奥秘的强烈欲望。在对列奥纳多所收的爱徒全是漂亮的男孩子这一事实的解释上，弗洛伊德认为，在列奥纳多对母亲的爱受到压抑之后，他便潜意识地把自己认同于自己的母亲，以至于站在母亲的立场上来选择自己爱的对象。

很显然，弗洛伊德在这里将列奥纳多对艺术的追求与对科学的探索之间的矛盾，追溯到他童年时代的重要经历，以此分析与探讨儿童早期的性欲、同性恋、自恋倾向与被压抑的愿望对艺术家本人的影响，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流露与表现，并由此进一步解释其成年后的行为，如作画风格及何以具有广泛而浓厚的科学研究兴趣，等等。从精神分析的理论建树上来讲，他在此对幼儿心理所进行的更深层次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总之，在弗洛伊德看来，隐藏的“恋母情结”是存在于列奥纳多身上一切疑问的最终答案。

二

“经历了几乎四个世纪的时光，蒙娜丽莎依然让那些曾久久凝视过她的人谈论着，甚至对她失魂落魄。就让这成为不解之谜吧。”（见本书第四章，S.56）

弗洛伊德根据自己的推断，认定蒙娜丽莎在列奥纳多心里，是母亲的代替物，蒙娜丽莎的笑是列奥纳多性欲的结晶，她那神秘的微笑引发了列奥纳多被压抑的一段记忆，那是对亲生母亲微笑的记忆。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这种记忆被他遗忘了。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画家对这个微笑不是一般的迷恋。为此，他试图在他所有关于女人的作品中再现这一天赐福祐的微笑。这幅作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吉奥孔多（Lisa del Giocondo）这个人物，他和他一直渴望的、永恒的母亲重新团聚。画中的微笑既带有诱惑性，又带有几分自信。

列奥纳多很可能是被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住了，因为这个微笑唤醒了他心中长久以来沉睡着的东西——很可能是往日的一个记忆。这个记忆一经再现，就不能再被忘却，因为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必须不断地赋予它新的表现方式。（见第四章，S.60）

弗洛伊德由此推论道，“由此我们猜测，他的母亲有可能拥有这种神秘的微笑，他曾经遗忘了这种微笑，当他在这位佛罗伦萨的夫人脸上重新发现它时，他被深深地迷住了”。（见第四章，S.61）

列奥纳多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感到满意，他没有将它交给订货人，扬言它尚未完成，而后便将它随身带到了法国。在那里，他的保护人弗朗茨一世（Fran?ois Ier, 1494-1547）从他那里得到了这幅传世之宝，并将它送入了卢浮宫。

三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出版之后，学术界对列奥纳多的研究又有两项重大的发现：其一是在“德文版编辑前言”中已经指出过的，列奥纳多在原始意大利语的笔记中所记载的鸟并非“秃鹫”而是“鸢”。而弗氏为支持其论断所引用的证据只是德语中的秃鹫（Mut）与母亲（Mutter）在字形上的近似。这是由于受德译本误译的影响而犯了这个错误。其二是达?芬奇祖父所记录的有关小列奥纳多出生、受洗的家庭日记，从中可以推断出，列奥纳多出生在父亲家里，而并非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出生在母亲家中。因此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很可能是在父亲家度过的。弗氏从这两个错误的基础出发所引出的整个推测及由此引申的结论架构就不可避免地倒塌了。

在这部传记中，弗洛伊德几乎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只是片面地考察了人物在性生活方面的活动和特点，并且将这些活动和特点又追溯到人物的童年经历。这是“儿童时期的性决定论”的一大体现。

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也已经意识到了精神分析方法的局限，他写道：

不过，即使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并且对心理机制的运用也最有把握，这在精神分析看来是最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也不能解释清楚，一个人为什么必然成为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见本书第六章，S.89）

因此，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心理史学的方法看作是能解释一切的通用理论。

但正如作者一再表明的那样，他只是想通过新的方法弥补过去人物传说的不足，“以对心理机制的认识为依据，从个体的反应中去积极研究他的本性，去发现他原始的心理动机以及他后来的转变和发展”。（见本书第六章，S.88）他引导传记作家们不仅仅要在既定的文化、社会和不同的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中探索人物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影响，更要注意到潜藏在历史人物表面现象背后的无意识领域及其作用。并且，在弗洛伊德看来，以精神分析法诠释人物是对传统方法的有机补充而不是替代。

作为心理分析学家的弗洛伊德不仅注意到一段长期为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所忽略的文字，而且从中发掘出了深刻的内涵。心理史学在史料的拓展方面远远超过传统史学。传统史学界所认可的官方档案文件之外的、个人色彩浓厚的日记、书信、便条等由此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这一做法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精神分析学在理论创建时是以问题研究为其核心的，但在运用时却是理论直接指导研究。《达·芬奇童年的记忆》可以被视为以理论解决一个问题，更可以被认为用一个问题的解答来证明理论。这又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完全不同于以大量史实推论历史规律或作者观点的传统治史方式的一个方面。

四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理论用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尝试为史学界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它预示着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相互结合，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的正式形成。弗氏将人物个体的人格的形成，追溯到其童年的经历之中，这种重视人物的连续性发展的认识方法，是值得传统历史学家进行思考的。此外，弗氏对理性层面之下的无意识的揭示，为历史人物的思想研究另辟了蹊径。

弗洛伊德的心理史学最初并未在史学界引起多大反响，他的直接继承人是由欧洲大陆移居美国的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1958年，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Erik Erikson,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1958）一书，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它将路德个人的心路历程与生活经历同历史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考察，既摒除了只强调童年性经历重要性的弗洛伊德的主张，又不仅仅以心理因素来决定青年路德的一切。在路德的传奇人生中，埃里克森发现，他可以很好地运用“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的理论模式。正因为如此，《青年路德》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认可，逐渐成为心理史学派的代表作。

在这之后，一些年轻史学家开始接受专业精神分析训练，由于他们已经具有正规的史学训练，他们的著作既严格地遵循史学规范，又能准确地应用精神分析理论，至此，心理史学逐渐成熟。

德文版编辑前言

各种德文版本：

1910年　莱比锡和维也纳：弗兰茨·多也提克出版社（作为“应用心理学丛书”第7种），共71页［Verlag Franz Deuticke, Leipzig und Wien (als Heft 7 der Schriften zur angewandten Seelenkunde), 71 Seiten］。

1919年　同一家出版社第2版，共76页（包括补充）。

1923年　同一家出版社第3版，共78页（包括补充）。

1925年　《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共12卷，维也纳），第9卷，第371～454页。

1943年　《全集》（Gesammelte Werke，共18卷，伦敦），第8卷，第128～211页。

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这一人物的兴趣由来已久，这从他在1898年10月9日写给弗利斯（Flei?）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98封信）中可略见一斑：

列奥纳多，也许是最著名的左撇子了，不过没有谁知道他有什么风流艳事。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兴趣决非暂时的，因为他在回答一份有关最喜爱的书的“问卷调查”中（1906f），除了其他的书之外，还列举了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schkowski）有关列奥纳多的这本书（1902）。然而真正促成他完成这部著作，显然是由于1909年秋天一位患者的原因。正如弗洛伊德在10月17日写给荣格（Jung）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位患者似乎具有与列奥纳多同样的性格，但不具备他的天才。他还补充说，他想要从意大利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书。这本书便是斯考克那米克立欧（Scognamiglio）的专题研究著作（1900）。在弗洛伊德读过这一部以及其他有关列奥纳多的著作之后，他于1909年12月1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做了有关列奥纳多的报告，而这一研究的定稿一直到1910年4月初才得以完成，5月底出版。

在以后的版本中，弗洛伊德对这一著作做了一系列的修订，并且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关于环割包皮的简短注释以及引用莱特勒（Reitler）和费斯特（Pfister）著作中的大段引言。以上内容均为1919年增补的，其他尚有1923年增补的有关伦敦草图的注释。

弗洛伊德所写的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并不是第一部尝试用临床精神分析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作品。在他之前，塞德格尔（Sadger）就曾出版过有关迈耶（C. F. Meyer, 1908）、雷瑙（Lenau, 1909）以及克莱斯特（Kleist, 1910）等历史人物研究的著作。时至当时，弗洛伊德并没有进行过详细的传记研究，只不过是以作家们著作中的片段为基础，对作家本人的性格做一些不完整的分析而已。不过在许多年以前，亦即在1898年，他就给弗莱斯寄去过研究迈耶的“女法官”（Richterin）的论文（弗洛伊德，1950a，第91封信），并由此推断出了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不过弗洛伊德有关列奥纳多的这篇研究论文，不仅是他在传记方面的第一个详细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他在这方面的唯一的一部著作。这本书使弗洛伊德遭到了至当时为止比其他著作更为严厉的指责，以至于弗洛伊德本人在第六章一开头便为以前的章节进行辩解。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道理。时至今日，他的这些见解对那些传记作家和批评家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哪位评论家指出过这部著作最薄弱的环节。书中着重描写了当列奥纳多还是躺在摇篮中的婴儿时，一只猛禽访问过他的记忆，或者可以说是幻想。这种鸟在列奥纳多的笔记中被称作“nibio”（现在则写作“nibbio”），这是意大利语习惯用来称谓“鸢”（Milan）的词。而弗洛伊德在他的研究中却将“nibio”译成了“秃鹫”（Geier）。

这一错误的来源似乎是弗洛伊德所使用的几部有关列奥纳多的德文译本。赫茨菲尔德（Marie Herzfeld, 1906）在谈到弗洛伊德用“秃鹫”来替代“鸢”这一事实时，是持这种观点的。不过从弗洛伊德在其图书馆中所藏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著作的德译本上所加的众多眉批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是梅氏的这一本书。这才是弗洛伊德著作中有关列奥纳多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据推测，正是在这一本书中，弗洛伊德第一次读到了猛禽的故事。并且在这里讲到摇篮幻想时，他使用了“秃鹫”一词，尽管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文原版中正确使用了“korshun”亦即“鸢”一词。

鉴于这样的一个错误，可能有些读者会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整个研究，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应当带着某种感情色彩来看待这件事，而应该逐一考察一下弗洛伊德的论点和结论，由一个错误而推测整个研究一无是处，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对列奥纳多油画中的“鸟的字谜画”（Vexierbild eines Vogels）的看法必须予以摒弃。即便有谁真的想把它看作是一只鸟，那也只是一只秃鹫，连一点儿像鸢的地方都没有。字谜画的“发现”应归功于费斯特，而并非弗洛伊德。这一看法是在本书的第2版中才加入的，弗洛伊德在引用这一观点时是持相当的保留意见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与埃及神话相关的问题。象形文字的“mut”，在埃及语中是“母亲”（“Mutter”）的意思，可以确定地说象征着秃鹫而非鸢。伽尔廷纳（Gardiner）所制定的规范埃及语文法（第2版，1959，第469页）将这种鸟界定为“Gyps fulvus”，亦即具有赫黑色翅膀及尾羽、长长的几乎不长羽毛的颈，以及颈部下面长着白色浓毛的鹅鸢（G?nsegeier）。从这里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是从自己的理论中推断出了列奥纳多幻想的鸟代表着他的母亲，而这一点并不能直接从埃及神话中找到证据。这样便产生了如下的问题，即列奥纳多本人是否知道这个神话，成了无关紧要的事。在鸟的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直接的关联。不过如若不将这二者作为有关系的存在来看待的话，那么便引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的埃及人为什么要将“秃鹫”和对“母亲”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呢？真的像某些埃及学家所解释的那样，这纯粹是由于某些语音上的偶然巧合而造成的吗？如果这样的解释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并不一定与列奥纳多有关系，不过其中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同时列奥纳多有关大鸟访问了摇篮中的他，并将尾巴放入了他的嘴里的幻想，都还在寻求着解读——不过究竟这只动物是秃鹫还是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完全没有因为这种修正而失去其价值，而只是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而已。

尽管弗洛伊德在叙述中出现了离题现象，他将主题引入了埃及神话之中——他认为这个神话妙趣横生——他的研究并没有因为对鸟的错误鉴定而在基本研究方向上失去价值：对列奥纳多自幼年时期起心灵生活的重构，对他艺术与科学活动间冲突的描绘，对他的性心理经历的深刻剖析，这些都跟上述的错误毫无关联。除了这些主题外，这一研究还向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相关的其他主题，如关于创造性艺术家心理活动和本质的一种普遍讨论，关于某种特殊类型同性恋的起源的概述，以及自恋（Narzimus）这一概念的正式形成——这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有着特别的意义。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籍犹太人，生于捷克，后随父母迁居至奥地利，于维也纳学医和行医，其后为逃避纳粹的统治而迁居英国。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者，在人格理论、潜意识、梦的解析、性的本能、生/死本能、人格论、焦虑与自我防卫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其观点对精神病医学领域影响深远，而且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美学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等方面受到广泛应用，被誉为20世纪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一生著作甚丰，多收录于德文的《弗洛伊德全集》，之后翻译为多种语言版本。。李雪涛，男，1965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汉学》副主编。主要从事德国汉学、德国哲学以及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目前担任教育部重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总协调人。2009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主要专著、编著、译著有：《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专著，2009)、《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2005)、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主编之一，1999)、《佛像解说》(翻译，2003)、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主译，2004)，并主持翻译了德国汉学家顾彬(W. Kubin)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并发表“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等论文80余篇。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史研究院院长。1965年生于江苏徐州。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德国中国学、德国哲学以及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近期的主要作品有《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专著，2014）、《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编著，2013）、《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译著，2012）等，并发表《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等论文150余篇。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