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的转型，以及新城市政治的出现；美国集体所有制与社区控制的历史渊源；集体所有制的实践与现实，探讨了集体所有制在实现地方对生产、再生产和交换的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地方政治、地方自治和社会转型等问题。作者强调了集体所有制的潜力与缺陷，以期在资本流动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经历了一场剧变，经济关系日趋全球化，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尽管总体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呈增长趋势，但美国全国各地的工人和社区的生活结构却发生了异化，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这种情形促使本书作者去探索这种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构。因此，《全球资本下的社区治理》能告诉读者：面对流动的资本，地方居民能够做些什么？

　　人们常说，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地方性的。那么，一切经济问题呢？美国人乐于相信，美国的政治是参与的、民主的。那么，美国的经济呢？
　　——《伯克希尔鹰报》（BerkshireEagle,1992）
　　实际上，每个有所预见（prediction）的人都有一个正致力于实现的“规划（programme）”，其预见本身就是推动该规划实现的要素之一……可以说，只有当其预见的客观一面与规划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时，才能成其为真正的客观性。
　　——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AntonioGramsci,TheModernPrince）
　　以上面两段引文为本书的开场白是因为它们很好地体现了两套观点与问题的核心要义。第一段引文来自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市（Pittsfield）的地方报纸，它正在为保留当地仅有的一家利润微薄的工厂而斗争。这家工厂所在的跨国公司老板决定将其关闭，把生产转移至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一家无工会车间。这段引文准确反映了如下现实：尽管总体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呈增长趋势，但全国各地的工人和社区的生活结构却发生了异化，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这正是本书的写作原因。某些学术与通俗刊物不断宣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随时能以令人咂舌的速度流动到任意地方。对此，《伯克希尔鹰报》的前任主编马克?米勒（MarkMiller）和我都不禁疑惑：面对流动的资本，地方居民能够做些什么？
　　第二个问题在葛兰西风格的晦涩陈述中有所体现，它旨在表达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政治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践基础（即便能做到，也做不好，更不用说构建一种有益于自己支持的政治实践的理论）。现实世界远比理论描述更为混乱且充满冲突。因此，本书力图在学术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
　　葛兰西那段话的涵义远不止此，它还意味着，要实现政治胜利，必须先设立议程，而且，只有当我们参与到议程相关的制度与结构的创建过程中时，这一议程才会变得清晰。也就是说，“我们所能预测的未来是，我们正致力于实现的未来”（Katz,1995,p.167）。本书旨在促进和实现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以确保地方居民能够对影响其生活的经济进程、结构与制度拥有更大的主导权。这是我所期待的未来。本书源自于为实现这样的未来而做的各种投入和参与活动，作为一次审慎的尝试，我也希望本书能推动导向该未来的“规划”的构建。
　　这两段引文是相互照应的，因为，地方控制条件的创造并非终极目标，只有当它是构建更加公平的工作与生活城市与空间的进程中的一部分时，“条件创造”才是期望的结果。地方自（或地方控制）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用以改变当前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权力关系。该目标内在地要求创建更具参与性和更为民主的经济制度，并将此民主机制施行于地方上。这不是一个假设性的建议，它并非基于某种完全脱离现实和生活的乌托邦式愿景，美国现有的多种地方集体所有制无不以此目标为创设初衷。尽管如此，这些地方集体所有制依然存在许多经验性和政治性问题，譬如：它们形成了多少地方控制？它们内部又有多公平？
　　因此，本书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检视在当前资本流动、新自由主义运动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地方自治的潜力与实现的可能；二是探析地方自治的结构是否能公平地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这两大主题共同揭示了：人们在与构建了其日常生活的基本制度的互动中不应是无力的，相反，这些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的构建必须以地方和社区为基础。

    詹姆斯�6�1德菲利皮斯，美国罗格斯大学爱德华�6�1J.布鲁斯丁规划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城市与社区的政治与经济。

致谢
前言
第1章资本流动、“新城市政治”与地方自治
第2章集体所有制、社区控制与发展——长远之见
第3章劳动集体所有制
第4章住房集体所有制
第5章货币集体所有制
第6章结论
余论我们的反抗必须像资本主义那样地方化——地点、范围与反全球化抗议运动
参考文献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自治？首先，我们需要将自治理解为一种权力形式，而自治就是一种关系性的建构。自治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一个过程、一套复杂的社会关系。地方上的行动者若想自治，就必须改变那些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并更大程度地控制这些关系。其次，自治是关系性的，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无从定形、无可辨识或无所定址。自治本身也许并不存在实体，但它确实在关乎地方关系核心的机构中找到了表现形式。当雷克（Lake,1994）将地方自治定义为“地方对地点的社会性构建的控制力”时，他其实是在谈论地方上的行动者控制那些将他们与外界联系起来的机构的能力。再次，试图实现自治的行动者的政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当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现有权力关系以及资本的霸权现状既是地方权力关系的结果，也是其构成要素。因此，当地方力图控制它们与“超地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其地方内的活动也将获得各种不同的机遇。对于与资本相对立的地方性政治项目来说，其自治可能性就明显受到限制。孔罗伊（Conroy,1990）针对佛蒙特州的伯灵顿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的精彩案例分析就是力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行动者就能完全掌控他们所在地的地方的形成，或在其与外界的联系中实现完全自治，罔顾所承担的政治活动和所构建的机构框架。地方内嵌于并建成于太多社会关系之上，以至于地方行动者们也无法完全控制他们所在地方的形成。同时，和所有的权力形式一样，自治天然地会有反对，与地方形成有关的冲突也从未消弭，只是暂隐于“常在”之下。于是，可将地方自治定义为，地方居民对界定并生成了地方的机构和关系的不完全控制能力，而且对这种控制能力的争夺从未间断。
　　根据地方自治的这一定义，对新城市政治（NUP）的解释随之产生。无自治（noautonomy）与高度自治（hyperautonomy）这两种结论都过于简化。与日俱增的资本流动并未置地方于无能为力之地（或夺走地方的自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关系一直在塑造地方。当前的资本流动只是意味着，若想实现地方自治，地方内的行动者们必须建立资本积累的结构和机构，通过转变资本所依赖的地理范围来限制资本流动潜力。
　　反过来看，吸引新流动资本的可能性的持续增加，并没有形成任一形式的高度地方自治，因为地方的形成仍被更大范围的资本所控制。也就是说，如果自治被理解为创造合适条件以吸引外部投资的能力，那么将地点简单定义为资本累积场所的能力就仍无异议。根据新地方主义学派学者列斐伏尔的分析框架，对空间表征的控制（它是如何被构思、投资以及建造出来的）仍属于更大范围上的资本，而非地方层面上的行动者们。只有认识了地方和自治的关系性和过程性特征，有关新城市政治的理论争议才不会误入歧途，将地方政治引向狭隘、局囿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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