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学通史_乔力,李少群_9787516193273

本书首先确认了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然后，以具载重要全局意义的优秀诗人、作家为主线，由之联系相应的创作流派，进一步清理出不同历史文化时代的主流走向，并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的规律，给出恰当的审美判断。

　　《当代齐鲁文库·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山东文学通史（套装上下卷）》：
　　初宋诗歌尚受晚唐五代余风笼罩，王禹偁、徐铉、李昉等脱弃绮丽浮靡，倾心于中唐白居易的清浅平易而乐效之，时号“白体”；王禹偁成绩最高，故主盟诗坛。稍后，魏野、林逋、潘阆、寇准与惠崇、希昼、宇昭等“九僧”，宗法贾岛、姚合清僻萧散的意趣，多写山林风物与逍遥泉石的生涯，称为“晚唐体”。与之基本同时而稍晚的“西昆体”，系由《西昆酬唱集》所得名，代表诗家有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他们踪迹李商隐，“研味前作，挹其芳润”，风格密丽精细，善于用事而取材博赡、属对工整而音调锵铿流美，专务近体。由于以台阁重臣的身份迭相唱和切蒯，致风行天下，产生广泛影响，“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欧阳修《六一诗话》）。但是，以上这师法唐诗的三派，无论彼此间取向不同、面目殊异，但共同之处都是因循承续前人多而新创之意少，缺乏或者说尚未形成自我独立显明的个性色彩，只能算是“宋调”的酝酿阶段。
　　真正自外于“唐音”而尝试着建构“宋调”艺术特征的，当自梅尧臣、苏舜钦与欧阳修始。就各自的主体风貌格调而言之，“子美（苏舜钦）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梅尧臣）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欧阳修《六一诗话》）。欧阳修享年较永，却又比梅尧臣年岁略小，诗多温丽深稳、清雅容与之致，且“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宋吴充《欧阳公行状》），故最终融合作一个以复古为创新的诗派。他们对初宋三体的长短得失持批判继承的理性态度，再进而上溯韩愈、孟郊，从对传统题材、诗法的翻新、拓展人手，“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崇尚气雄语险。改唐诗之兴象高妙而专主气格，变唐人之重情景交融而以韵胜为求义理透闢而以意胜，遂由文士型的持凭才气为诗向学者型的以学问为诗过渡，人工的成分多于天然，起到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和走向繁盛导夫先路的作用。其他如韩维、刘攽、郑獬、文同、王令、吕南公等，也都间接或直接受到他们的浸染，而共同形成为一时风气，推进宋诗自觉艺术精神的建构。
　　接着王安石又有所开拓发展，欧阳修《赠王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可见对他期许之殷。而王安石早年的诗歌也确受欧阳修、梅尧臣的影响，他关心社会政事，喜作古体，好发议论，以散文句法人诗，却趋于质直浅白。至中年时期，王安石的主体自觉意识渐趋强化，遂于大量研味唐人（主要是杜甫、韩愈）的基础上，参酌取用，以求建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个人风格。如其咏史诗，以立意新警、义理精深而笔力雄健为人不能及。晚年罢相后，思想由儒家的“兼善”“人世”，急剧朝禅宗的内修自省和直觉观照体悟转变，倾心王维，试图向唐风回归，又杂融宋体特色，注重工巧与细密化，以人工而达天然之境。“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这些都反映在他的近体诗特别是绝句上。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于“以人而论”将之称为“王荆公体”。再者，王安石学广识博，是宋人“以才学为诗”的创始者之一，如于用典改变西昆体的堆积故实、取材窄狭为自出己意，但借事以相发，使情态毕现且无所不及。总之，“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于他的创作过程中，典型体现出宋诗在逐渐显示自我艺术特征时，由最初的浅直发露向着后来精工、深折的转化。所以说，较之欧、梅、苏，王安石则更多地具载着宋诗风貌，影响深远，其“七言诸绝，宋调坌出，实苏、黄前导也”（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山谷为江西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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