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摩根索，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权力政治理论的创始人，素有“国际政治学之父”之称。本书生动介绍了摩根索的生平经历，重点对其思想和理论进行解读，并高度评价他的权力政治理论会继续在国际政治学界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际政治学人。

    聂圣平，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哲学等方面研究。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参与《批判·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的写作。主持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一般项目各一项，参与主持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一项。

      权力政治
　　摩根索根据自己提炼的现实主义六项原则建构出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理论——权力政治理论。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简单而言就是：人性从根本上讲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于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斗争变得不可避免，“一个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人可能希望继续持有或也希望得到”。这种利益斗争是普遍存在于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中的。但是，政治领域较其他领域更为特殊的是，利益一般是通过权力来界定的，也就是说，利益最终是由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的。因此，在政治领域（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人们由于自私的本性而发生的利益斗争，最终会表现为权力的斗争。可见，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各个国家的外交应当都是为了本国利益而服务，换言之，是为了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而服务。概言之，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是各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权力斗争。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论断，摩根索曾经作过一项分析，他发现：“支配倾向是所有人类组织联系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贯穿于从家庭到联谊社团、专业协会、地方政治组织以至国家的各个层面上。”根据这一发现，摩根索认为：“鉴于权力斗争在所有社会关系和各层社会组织中无所不在，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这一论断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有两个核心概念：“国家利益”和“权力”。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无论你是在制定某项外交政策，还是在分析某种国际关系，摩根索的这两个核心概念都是经常被使用的，甚至可以说是使用次数最多的。有人说，这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
　　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是由持续不变的、攸关国家生存的“最低要求”和“逻辑上与之相符的全部其他易变的和纷杂的涵义”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国家利益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指“最低要求”，或曰“其利益相对于其他单位的必要因素”，简单地说就是“以其身份而……生存”，即“一国的领土、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之完整”。如此界定的国家利益，即国家安全，是保证国家这一政治单位持续生存的核心，“对此，外交必须毫不妥协地，甚至不惜冒战争风险予以捍卫”。摩根索认为，对自我生存漫不经心的国家不可能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上长久存在。我们因而可以假设那些生存下来、组成了当代世界的国家是那些在意生存的国家。另外一部分国家利益是可变部分利益，即可以并应该成为与其他拥有自己合法利益的国家讨价还价的对象。
　　摩根索虽然鼓励一国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并不支持它为达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他认为，争取国家利益有一个基本的限度或曰前提——不损害他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政治道德的要求。“一国之国家利益不仅要明白自己的利益，也要明白他国的利益，一国之国家利益的界定应与他国的利益相协调”。要平等看待各国的国家利益。
　　摩根索认为，（政治）权力的概念是政治学中最困难、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几乎每一位政治学者在研究权力时都要尝试对权力概念做出自己的理解，摩根索自然也不例外。他曾在《国家间政治》中对权力和政治权力概念作了必要的廓清，他指出，在本书中讲到的权力不是指“人类驾驭自然的力量，或掌握某些艺术手段诸如语言、会话、声音、色彩的能力，或支配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的能力，或自我控制的能力”。他所言的权力是指人对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这种权力具体到政治领域就是政治权力，它特指公共权威的掌控者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控制关系。这种控制关系实质上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施行对象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前者通过影响后者的意志而对其某些行动有支配力量。这种影响可以通过命令、威胁、个人的权威或超凡魅力，或任何这些因素的结合来实现（马克斯·韦伯也有类似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的定义，摩根索作出了四种区分：权力与影响力、权力与武力、可用的与不可用的权力、正当的与非正当的权力。
　　权力与影响力的区分。美国国务卿就外交政策的实施为总统出谋划策，假如他的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就可以说他影响了总统，这是一种典型的影响力的体现。但是国务卿并无权支配总统，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总统。相反，总统却有支配国务卿的权力，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务卿，而这就是权力的体现。
　　权力与武力的区分。武力即实际使用的暴力，它的行使意味着政治权力让位于军事力量。换言之，实际使用暴力会使两个人或两个国家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一种心理关系）被他们彼此间的身体接触（武力相向）所取代。
　　可用的与不可用的权力之区分。核武器的出现使得这种区分变得尤为重要。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仅仅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不能被随便使用。因为它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在毁灭对方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我的毁灭。相比之下，常规武器则可用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因为“只要甘冒相应的风险有限地损害对方，一国就确实能够把常规力量用作改变对方意志的适当工具”。
　　正当的与非正当的权力之分。所谓正当的权力，即获得道德支持或法律认可的权力。而非正当的权力通常指那种以赤裸裸的方式来行使的权力。摩根索曾举例说，警察凭搜查证搜捕人的权力与强盗持枪搜抢人的权力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摩根索认为，能够获得道德或法律认同的正当权力比同等情况下的赤裸裸的非正当权力可能更为有效。换言之，正当权力比同等情况下的非正当权力更能影响对方的意志。摩根索的这番精辟的分析就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为什么一个国家喜欢用自卫或者联合国的名义来实行某种政治行动？答案是这样做“能够比‘侵略’或违犯国际法更为成功地行使权力”。在摩根索看来，意识形态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即赋予一种政治权力正当性。许多国家都喜好这么做，例如，美国为了让霸权披上正当性的外衣，它总是打着人权、民主、自由、文明等意识形态的幌子。
　　前面已经提及政治权力的行使可以通过命令、威胁、个人魅力或这些因素的组合来达到。在摩根索看来，这一定律在国内政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国际政治中虽然不甚明显，但同样是真实存在的。他强烈反对一种倾向——认为在国际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行使只能通过成功的武力威胁和强迫才能实现。摩根索认为，这种倾向忽视了个人魅力在权力行使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不考虑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的领袖的魅力……我们就不能理解某些在当代尤为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摩根索如是说。
　　权力在政治领域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摩根索坚持认为，权力在政治领域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像经济关注物质福祉，法律关注合法行为一样。可见，在摩根索那里，权力始终是政治的核心，不仅在国内政治中是这样，在国际政治中也是这样。“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这两种政治都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它们的不同仅仅在于这种斗争在国内范围和在国际范围赖以进行的条件不同。”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国际关系中某些不以权力为中心的因素，就应该研究国际经济学、国际法或国际社会学而非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这一事实在实践中被反复验证。尽管如此，还是有学者、政论家，甚至政治家时常跳出来否认这一事实，在摩根索看来，这种行为就是“对政治权力的贬抑”。摩根索分析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如下的信念：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只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的现象，一旦产生这一现象的特殊历史条件被消除，它也会随之消失。比如，杰里米·边沁认为争夺殖民地是一切国际冲突的根源，一俟殖民地获得解放之后，国际冲突和战争就必然会消失。科布登和蒲鲁东则认为贸易壁垒是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国家间的永久和谐会随着贸易壁垒的消除而来临。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是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根源，而国际社会主义将扫除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并带来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深信腐朽的旧制度是产生权力政治和战争的温床，民主制度和立宪政府的建立将确保国际和谐与永久和平。摩根索指出，那种认为可以从国际舞台上消除权力斗争的信念，曾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等世界组织建立后变得更为坚定。比如，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认为，联合国的成立将意味着权力政治的终结和国际合作新纪元的来临。英国前外交大臣菲利普·贝克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说，英国政府“决心运用联合国的有关制度来消灭权力政治，以使人民的意志通过民主的方法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摩根索对上述信念进行了驳斥，他说：“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历史时代中，不管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如何，国家总是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彼此相遇。”摩根索承认，在某些原始部落中可能不存在权力政治。但是谁能保证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地营造出像原始部落那种生存环境，从而消灭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斗争呢？摩根索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只是地球上的某些民族做到像原始部落那样超然于权力欲之上，而其他民族仍然抱有权力欲的话，那么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极度危险的。因为那些已经摆脱权力欲的民族势必将沦为另一些握有权力欲的民族的牺牲品。
　　还有些人承认国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是长久的，而却视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为暂时的。在摩根索看来，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权力斗争。因此，他对这些人嘲笑道：“如果说权力斗争是国内政治所有领域中的一个永久性和必然性的因素，而同时又说权力斗争只不过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偶然的和短暂的属性，岂非咄咄怪事？”
　　摩根索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贬低权力政治的信念和行为，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于19世纪的关于国际关系的哲学。19世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大范围地取代落后封建贵族政体。资本主义通过一套似乎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法律法规掩盖了过去贵族政体习以为常的权力斗争。而这一成功实践后来被提炼成一种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哲学。另一原因是美国的经验。这种经验包括三个方面：一、美国所作的独特尝试。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建立了一种不同于欧洲的全新的资本主义政体，它自然也奉行一种不同于欧洲的外交政策。而在当时的美国总统华盛顿看来，摆脱欧洲政治就意味着摆脱权力政治本身。二、美国与19世纪世界冲突中心的实际隔离状态。美国在建国后一直保有一种孤立主义倾向，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使美国人得以保持旁观者的角色。摩根索分析了当时美国人的想法，“从最坏的情况来说，他们会继续旁观别国进行的权力政治游戏；而从最好的情况来说，随着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建立，终场的帷幕很快就要落下，权力政治的戏码从此不再上演”。三、美国政治思想中存有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这些思想是与权力政治格格不入的。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般而言，国际政治不仅仅指代国家之间的政治来往，同时也会涉及除国家以外的诸多非国家性质的行为体，如民族主义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国际组织等。但在摩根索的整个权力政治话语体系里，所提到的“国际政治”指的都是“国家间政治”，并不涉及其他非国家性质的国际行为体。换言之，摩根索所说的权力斗争只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尽管摩根索三令五申地对此作了反复解释，但是仍有许多批评者不分青红皂白指责摩根索的观点——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批评者的理由就是，许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政治来往并不是为了权力。这些批评者不妨抽点时间翻翻摩根索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该书的书名实际上就已经能回答这些人的疑问了，它明确限定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只是国家间，至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