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德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被西方誉为“兵圣”。本书讲述了克劳塞维的生平经历，尤其是其参与的对抗拿破仑的战争。重点分析了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著作《战争论》，讲解了其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武德及民众武装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防御与进攻的相互关系等的思想。这是一部带读者走进西方军事理论的著作。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政治产生战争
在克劳塞维茨以前，对于为什么会产生战争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数理论都对此作了种种错误的解释。例如，所谓战争宗教论认为，战争是由神支配而产生和结束的；所谓战争生物论认为，战争产生于人类好斗的生物本能和欲望；所谓战争种族论认为，战争产生于种族之间的差别；等等。也有少数理论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正确的解释，如中国古代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指出：“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他已直观地触及了战争发起的经济和政治的原因。
克劳塞维茨则摒弃了在战争起因问题上的种种错误理论，依据政治与战争相互联系的观点明确指出，政治是整体，战争是部分，政治产生战争。他认为，在考察战争与政治这两个相互矛盾着的因素时，既应注意对它们进行分别的研究，又应善于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进而从总体的意义上认识战争的起因问题。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这个在分析的基础上被综合起来的统一体的概念就是：“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甚至于当现实战争成为完全是敌对感情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像上面那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如敌我双方的力量、同盟者，以及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都带有政治的性质，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因此，必须把现实战争“看作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对此，克劳塞维茨还十分形象地比喻说，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
例如，拿破仑战争主要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摧毁和动摇了欧洲各国封建统治的根基，因而引起了欧洲各君主国统治者的极端仇视，并组成反法联盟，出兵围攻法国。对此，拿破仑利用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和觉醒了的法国人民奋起抵抗，打退了反法联盟的联合进攻，胜利保卫了革命。然而，拿破仑粉碎外国侵略军的干涉后，又企图称霸世界。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掠夺性战争。1806年，拿破仑在柏林颁布了一项《大陆封锁令》，企图从政治上孤立和从经济上打击当时的劲敌英国。虽然拿破仑也看到，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同时也给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经济生活上的困难，难以实现预期目的。并且沙俄与英国勾结日益紧密，使得沙皇俄国这个欧洲封建专制的强大堡垒，总有一天还要重新与他争霸欧洲。拿破仑曾对自己的近臣说过：“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尽管为了我，为了亚历山大皇帝，为了法、俄两国的利益，都是不应该有战争的。”但一种建立世界大帝国的强烈欲望，驱使拿破仑不断走向战争，以致引起整个欧洲列强起来反对法国，从而使拿破仑因奉行霸权主义政策而最终在滑铁卢败北。
由此不难看出，拿破仑早期进行的战争，是由法国大革命政治引起的革命和正义的民族战争；而其后期进行的战争，则已转变为推行其“大陆封锁”政策引起的霸权主义战争。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还特别指出，尽管军事已经有很大发展，它较之过去更加纷繁复杂，但它仍然不能脱离政治，战争的主要轮廓仍然只能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并认为，完全可以根据这一观点来说明历史事件。他着重列举了资产阶级革命引起军事变革的事例。在18世纪末期的欧洲，军事上曾出现了惊人的变革。这种军事上的变革，使人们在战争中取得了一些在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然而，人们往往局限在狭窄的军事范围，去寻找大变革的原因。实际上，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进行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这种军事上的大变革“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进步的政治只有能够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才能预见到战争的特点及其主要轮廓，进而确定战争所必须使用的手段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可见，不仅引起战争的最初动机是政治，而且“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变革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克劳塞维茨还进一步揭示出“战争是政治产生的”这一观点，对于认识和研究战争所具有的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写道：“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盖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作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有是政治观点。”即是说，战争的最初是政治，战争是由政治引起的。
政治操纵战争
克劳塞维茨说：“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他曾把战争的目的具体区分为“战争行为的目的(即军事上的目标)”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并认为，这两种战争目的比较起来，战争的政治目的更为基本。因而又可以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行为的目的看作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就是说，“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关系，克劳塞维茨还从政治操纵战争的角度，把它们比喻为头脑(手)和工具的关系。他指出：“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
他还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规律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它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活动，要靠手来操纵，而操纵这一工具的手就是政治。”他还形象地论述说，政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就是说，既可以把它作为一把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做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也可以把它作为一把轻便的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的佩剑和比赛用剑。
战争既然从属于政治，就必然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克劳塞维茨还特别强调指出，“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敌方的要求的大小和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起着最有决定性的影响”。简而言之，战争必须服从政治意图的支配。譬如，尽管拿破仑曾运用卓越的军事艺术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但又恰恰是他奉行霸权主义的政治导致其在滑铁卢的最后失败。按照拿破仑自己的说法，似乎“滑铁卢之战抹去了”他所获得的“一切胜利的记忆”。那么，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是不是仅仅由于普军司令布吕歇尔巧妙地摆脱了法军的追击，率普军主力猛攻法军右翼所造成的呢？即便拿破仑能侥幸躲过滑铁卢一劫，难道就不会有第二个滑铁卢吗？
事实上，导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最后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原因，而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拿破仑一直梦想建立一个世界大帝国，正是这个政治野心始终主宰着其思想和行动，致使其不断树敌，连年征战，并激起了欧洲各封建帝国以及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使其在政治陷入孤立的境地。显然，霸权主义政治是拿破仑所以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诚如恩格斯所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有着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同盟国方面在兵力上占有巨大的优势，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内连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癫狂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毛泽东也曾从政治上明确指出：“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
上述论述都表明，与其说拿破仑是败于欧洲封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主要是败于其霸权主义政治。在政治上，拿破仑树敌过多，其政治野心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力量。他一心想打败妨碍其建立世界大帝国的英国，力图制服可能与其争霸的沙俄，因此在登上欧洲大陆的霸主宝座后，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上，都为建立世界大帝国而不断进行冒险。拿破仑实行恃强凌弱的对外政策，导致了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地对他的日益不满。拿破仑虽与奥地利结亲，娶了奥皇弗兰茨的女儿做皇后，但联姻并不能联盟，对奥地利的战争仍使彼此的矛盾不断恶化，致使奥地利参加第六次反法联盟来反对他。拿破仑虽与沙俄缔约，但各自心怀鬼胎，致使相互背信，干戈再起。拿破仑强迫各附庸国都实行其对付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结果招致普遍不满，不仅严重阻碍了附庸国的经济繁荣，同时也给法国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概言之，拿破仑的霸权主义政治致使其树敌过多，却仍然采取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其结果只有失败。另外，还可以用国外军事家对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的评述，来说明政治对具体战争的“操纵”作用。英国的马歇·康华尔将军曾从政治的角度对莱比锡会战作了这样的分析：对于莱比锡的惨败，拿破仑本人应负责任。因为他在政治上想维持易北河之线来作为其帝国的东疆，所以他忽视了面对数量优势的联军的那种不可能的军事任务。从汉堡到德勒斯登的拉直距离为二百四十英里，而河川线则更长，一个有决心的敌人可以从许多点上渡过。但是他在汉堡却留下了三万人的兵力，由其最佳的军长达弗率领坐守孤城。在这一线的另一极端上，他又把圣西尔和毛顿的三万人留在德勒斯登。如果把这六万人由优良将领指挥之下的部队加在一起，则他在莱比锡也许还可能获胜。所以拿破仑是由于政治的雄心牺牲了军事天才。
政治贯穿于战争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克劳塞维茨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战争在爆发之后，就脱离政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东西，一种按自己路线发展的东西。他论述说，现实战争并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程度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它仿佛是暴力的脉冲，有时急有时缓，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既定目的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的时间，足以接受外来的作用，作出某种改变。也就是说，政治贯穿于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它不会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并且，政治还贯穿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中。
克劳塞维茨还由此进一步深化了其“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他生动并用设问的方式阐述道：“我们所以说用另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总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条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有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可以做其他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
总之，“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否则，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就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如在拿破仑战争中，就始终贯穿着民族政治利益和阶级政治利益交织而成的主线。对此，苏联学者叶·维·塔尔列曾这样评述道：“击溃敌人，以便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使他们长期地、牢固地、‘永远地’臣服于自己，从这时起，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写战败国的历史，如果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那也要影响它的历史——这就是拿破仑认为需要战争、冲击、远征、进攻的原因。拿破仑从来不需要徒劳无益的即不会带来直接政治利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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