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分界点，21世纪头10年亚太地区总体稳定的局面被打破，地区争端急剧升温，各方猜忌和矛盾日渐增多。亚太地区目前正处于一个旧秩序将推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过渡性时期，处于一个十分紧要的历史十字路口。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构建一种符合21世纪时代特征和各国真实需要的新秩序。本书分上、中、下三篇，共12章，分别从对地区基本问题的判断、区内若干重大问题以及构建新秩序的基本思路等角度，提出了对跨太新秩序的构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领域包括：世界各国、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社会问题；涉台港澳问题；国际战略，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全球和地区安全等问题。研究成果以研究报告、专题资料等形式提供给有关政府部门，或通过学术刊物公开发表。本院接受国内政府部门委托研究，也同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作研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许多研究机构有学术交流关系。每年有相当数量的本院研究人员出国学习、交流、考察、讲学以及出席各类双边和多边国际学术会议。
第一章亚太安全秩序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第一章亚太安全秩序的历史、
现状与未来亚太安全秩序是当前国际政治中典型的“疑难杂症”。一些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喜欢“掉书包”、喜欢用标准化、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语言来描述亚太安全秩序的“疑难杂症”，称之为亚太“安全困境”。国际上普遍认为，当前亚太安全秩序正处在重大调整、转型过程中。然而，对于亚太安全秩序未来调整、转型的方向、内涵是什么，则争议很大、莫衷一是。要弄清未来亚太安全秩序调整、转型的方向与内涵，亦即弄清未来亚太安全秩序将如何演变，首先需要在时空纬度上对亚太这一概念的地缘政治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以及亚太安全秩序数千年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梳理，而后再依据历史经验，并结合亚太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及人文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种种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剖析。
一、远东、亚太与跨太——不断进化的地缘政治概念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亚太之说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开始逐渐流行的概念，其地理覆盖范围及其政治内涵也一直在变动，并且还将继续变下去，因而“亚太有多大？”覆盖哪些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国际社会在认识上完全一致的确定性问题。
亚太概念缘起于远东概念。远东首先是一个“欧洲语境下的地缘政治概念”，是欧洲人对地球认知在语义上的折射，也反映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开始主导国际政治后的欧洲国际话语霸权。欧洲人以自己所居住的欧洲为地理中心，站在欧洲的土地上向东看太阳升起的亚洲，把离其最近的亚洲地带，即临近今地中海东岸、古罗马人称之为“黎凡特”的那部分亚洲称作近东或者说西亚；离其较近的、不远不近的亚洲地带，即今波斯湾与里海以东的沙漠、草原地带，包括阿富汗等，被称作中东或者说中亚；而离其最远的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亚洲地带，即今东北亚、东南亚和中国等广大地区，则被其称为远东。不过，与欧洲人不同，对于马六甲海峡以东的这部分亚洲，美国人更喜欢称之为东亚。当然，欧洲人间或也会称之为东亚。要而言之，欧洲人国际话语中的远东或东亚概念，其地理范围大体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与东南亚，中国也在其中，且中国常被其划入东北亚范围。
亚太概念的出现较迟，大体出现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主要反映美国人对地球认知在语义上的折射，因而其最初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人的国际话语霸权开始逐步建立。美国崛起为世界超强国家、尤其是成为太平洋超强国家后，美国人站在太平洋东岸向西看、太阳在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徐徐下落，如果此时美国人继续接受欧洲人的地理命名，把太平洋彼岸、距美国太平洋海岸线较近的那部分亚洲称作远东、东亚，而把距其较远的那部分亚洲称作近东或西亚，自然会产生说不出的扭曲与错位感。尤其此时美国已经是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玩家”，不但太平洋战争对日作战以美军为主力队员，即使是对德日意作战的整个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美军为主力队员，战后美国更是有可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足以主宰全球事务，美国人因而对于按欧洲人的话语习惯、指称所谓远东、近东或者说东亚、西亚就更加不屑一顾了。于是乎，“亚太”概念开始应运而生。
最早使用亚太(AsiaPacific)概念用以替代欧洲人远东或东亚概念的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美国海军。当时，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作战，习惯于把西太平洋沿岸的那部分亚洲国家称作亚太，其原意是“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其地理范围则与欧洲人概念中的远东或者说东亚大体相当。然而，亚太这个概念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此时欧洲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大衰落，美国实力也开始相对衰落，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北亚的中日韩及东南亚的“小龙”、“小虎”纷纷发展、崛起、实力上扬，自我中心意识增强，而当时据有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之多的中国加快发展，更是已经成长为多极化世界的一极。于是，亚太概念开始得到亚洲国家的青睐，迅速盛行，成为东亚国家对自身国际地位提升的一种自我表述和认同、认知，并得到全世界认同。不过，此时的亚太已经不限于东北亚与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也开始纳入亚太范畴。这样，亚太就由一个大体等同于远东或东亚的概念，开始有了亚洲加太平洋的内涵。冷战结束后，亚太概念进一步拓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建立，使亚太地理范围进一步向太平洋拓展，亚洲加太平洋就成了亚太概念的题中之义。例如，APEC就横跨太平洋，包括太平洋东西两岸的21个国家。
亚太概念的历史缘起及其演变表明：第一，亚太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但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亚太国家不断觉醒、崛起的必然产物；第二，亚太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开放性概念，从远东或者说东亚再到亚太，其名称在变，地理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成员也在逐步增多，甚至其政治内涵也开始变化；第三，亚太作为一个生命体，其地理范围还将继续扩大，成员还将继续增多，从远东或者说东亚的原始称谓到亚太称谓，再到“跨太”，最后发展为“环太”，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东亚封贡体系”及其国际政治遗产
正如亚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亚太安全秩序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亚太安全秩序的古典源头来自古典性的“东亚封贡体系”，也可称之为“东亚朝贡体系”、“天朝体系”。总之，不论其称谓如何，东亚古典国际秩序、安全秩序的实质是：古代中国与其周边的东亚广大国家之间构建起了一种以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中心、覆盖东亚广大地区、按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京城为中心点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同心圆结构。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容纳东亚广大国家的同心圆结构中，中国与其周边的东亚广大国家间存在一个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大体以和谐共处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国际体系。
古代东亚与古代欧洲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古代欧洲教权大于王权、宗教认同高于国家与民族认同，而古代东亚正好相反。因此，当古代欧洲沉溺于宗教纷争与冲突、还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以及尚未形成民族国家之时，东亚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民族国家，如中国的秦、汉、三国、晋、南北朝、宋、元、明等封建王朝，都是典型的民族国家；东北亚的高句丽王朝、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的暹罗等，也都建立了民族国家。因此，此时的东亚已经具有了构建国际体系与国际安全秩序的政治实体基础。而当欧洲在经过宗教战争和新教改革、资本主义兴起后开始大吹大擂、欢欣鼓舞地宣称其开始出现、建立所谓“近代民族国家”、并通过一系列王朝战争（如七年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三十年战争等）谋求建立欧洲安全秩序时，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国际体系经过长期发育，已经自成一体了。第二个不同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建立起的系列民族国家如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及荷兰、西班牙、瑞典等，大体皆为人口不过百万、最多不过数百万的中型国家，其实力、规模大体势均力敌，容易形成战略均势，也容易造成互争雄长、征战不止的安全困境。事实上，欧洲国际秩序的助产婆是一系列战争，除前述历次战争外，还可以历数荷西战争、英荷战争、英西战争、英法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19世纪后半叶的克里米亚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等。欧洲各国间由于互争雄长，长期兵连祸结、征战不止、血流成河，只得建立起一种以均势、缔约结盟、领土与人口不停地割进割出为内容，以协定、条约、国际会议及所谓国际法及军备竞赛等为保障的国际安全秩序与制度。东亚则不同。东亚当时有古典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中国周边则是一圈小国。古代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科技发达、军事实力强大、思想文化方面也领先于周边各国。汉唐之际，中国人口已超过6000万，大大超过欧洲人口之和。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已然过亿，清朝中期更是达到3亿之巨，中国经济总量则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1／3以上。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总量及人口也大大超过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各国经济总量及人口总量之和。因此，此时中国俯视周边，“一览众山小”，周边诸小国则景仰中国之强、之大、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之先进、发达，纷至沓来，八方来朝。这样，实力超强、规模超大、政治文化科技超先进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东亚“唯一超级大国”，主导东亚国际秩序。但中国主导东亚秩序不是依照欧洲样式，即不以征服、征战、掠夺和控制、统治为宗旨，而是奉行“和合”、“和为贵”战略，从而构建出以中国为中心、东亚各国普遍参与、各国间共生共存共荣、和谐共处的“东亚封贡”秩序。
所谓“东亚封贡体系”，或者说“东亚朝贡体系”、“天朝体系”，就是中国周边的小国，如古代日本、琉球、朝鲜、暹罗等，主动派使团携带地方土特产、方物等贡品远赴中国京城向中国皇帝进贡，并争取中国皇帝以册封等方式承认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中国皇帝则以金银珠宝及中国产丝绸、典籍等贵重产品在总价值上加倍回贡，并在政治上对其“册封”，承认其在其国内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中国与周边各小国间的这种进贡与回贡、册封关系历千年而不绝，并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在此过程中，中国被认可为东亚政治中心及主导国，而周边国家则认同中国的主导地位，并从中取得其国内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同时相互间的商贸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不断繁荣。
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历千年而不衰表明：第一，一个体量超大的中国与周边众多中小邻国是可以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进而推之，亚太各国间也是可以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第二，中国与周边国家以至亚太国家间的安危兴衰休戚相关，中国兴盛则周边及亚太国家繁荣稳定，中国衰败则周边及亚太国家动荡贫困。反过来也如是，即周边动荡贫困则中国也难以稳定繁荣。第三，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千年而能在“东亚封贡体系”下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其关键是大家都遵从中国古代儒学倡导的“和谐”、“和为贵”、“天下一家”理念，不以征服、掠夺、强迫及武力相向。如果当今亚太各国间能继续秉持“和谐”、“和为贵”、“共存共荣”等理念，不以征服、掠夺、强迫及武力相向，则亚太各国间及中国与亚太各国间就一定能打造出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亚太新秩序。第四，亚太各国自古就有适用于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政治传统的地区秩序观，而不必处处追随、依从欧美秩序观。
三、百年悲情：欧美东侵时期的亚太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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