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迷群：媒介消费与认同建构 _文卫华著_9787565719554

《“受众·传播·文化”博士文丛美剧迷群：媒介消费与认同建构》以观展/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作为研究框架，采用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作为一类新型受众的美剧迷如何通过其行为活动来实践自身的能动性，以及他们经由媒介消费在日常生活的复杂语境中所形成与建构身份认同（identity）的方式、特征和意义。

历时五年，“受众·传播·文化”博士文丛终于面世。这套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受众与传媒生态方向的博士论文组成的系列，是年轻的新秀们献给数字时代的一份学术大礼。
　　被誉为“21世纪麦克卢汉”的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其颇具影响的《融合文化》一书中曾经指出，数字革命是一种技术变迁，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变迁。在这个变迁序列中，技术和媒介是快变量，生活方式是中变量，文化习俗则是慢变量，是一种潜藏于人们内心的深层结构。如今，无论是快变量、中变量还是慢变量，几乎所有的变化都在加速，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变化，无疑是受众本身，受众是一切变迁的原动力和目的地。
　　技术的不断送代和创新，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受众的角色、地位和功能——从群体到个体、从被动到能动、从受传到传受。如何从媒介变革、从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变迁中寻找受众，吸引受众，培养忠诚受众，成为各传媒机构的重中之重。受众（用户）成为数字时代最具价值性、杠杆性和驱动力的主体，受众（用户）研究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受重视和青睐。而在中国，这样的转变，不独是受技术驱动的时代变迁因素的影响，更是经历了一个与国情相关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回溯既往，改革开放之初传播学进入中国，从一开始便以其对受众的高度关注而对传统新闻学“重传轻受”的思维理念形成强烈冲击。自那时起，中国新闻传播界便在拨乱反正、与世界接轨的号召下，进行各种尝试和探索，包括采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原理及抽样方法进行受众调研；受众研究也在与关心群众、了解群众、走群众路线等政治话语的互动中，开始蹒跚学步。虽然用“受众”一词来指代读者、听众和观众的说法还没被多数人所接受，将人群划分为左、中、右的贴标签式做法仍然残存，传播者对受众有意无意的疏忽和轻视也时常可见，但是毕竟，受众研究及其一整套概念、理路和方法体系，在经历了中国式改造后，已经缓慢而持续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我国受众研究的起始，与传媒业的市场转型大体同步。受众作为注意力经济的核心，受众研究作为了解受众、把握传播效果的重要途径，逐渐引人关注，同时也饱受因转型而产生的“政治一经济”纷争的困扰。一方面，以视听率为代表的结构性“数字受众”研究，由于深度契合传媒市场的运作模式，开始渗入传媒机构从内容生产、节目编排、广告营销到经管决策的几乎所有环节，并倒逼传媒业建立适应转型需要的游戏规则，受众调研逐渐成为传媒业运作的标准配置；与此同时，受众研究尤其是视听率测量，在适应转型需求，为传媒业提供市场表征的同时，也获得了来自市场的资源和资金支持，成为传播学中离市场最近的一个领域。另一方面，视听率引入中国，似乎天然便带有其母体的“原罪”基因，一当市场上出现一些负面现象，诸如节目低俗化、片面追求高收视，乃至数据造假等，对收视率的批判之声便充斥大街小巷。有些或有道理，有些则全然溢出了专业探讨的范畴，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标签，将收视率与社会效益对立起来，问罪收视率，斥责这个客观反映受众收视行为的效果指标，却全然无视社会心理和机制体制本身的问题，显示出某种话语权力的傲慢与任性。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受众研究离市场更近，并不意味着离意识形态更远，也不意味着能够摆脱非专业话语的干扰；离市场更近，更要有独立于市场、独立于经济利益乃至其他各种因素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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