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鹿历史文化研究_戴建兵，秦进才编_9787552804560

　　《巨鹿历史文化研究》为2011年6月由河北省历史学会、邢台学院主办的“千年古郡——巨鹿历史文化研讨会”提交的部分论文结集，共收文43篇，内容围绕巨鹿历史文化研究的主题，分析各历史时期巨鹿的沿革变迁，对巨鹿之战审视考察，深入细化魏徵及巨鹿魏氏的研究，探索巨鹿历史人物（如张遂、郭守敬等）的诸多问题，考证与巨鹿相关的简牍、碑刻、墓志，发掘巨鹿自然环境历史等。

　　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陷于三个逻辑体系之中，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宏大述事，二是皇帝英雄才子佳人式的传统史学模式，三是目前史学研究的个人兴趣及碎片化。我们尝试在中观史学理论的视域下，开展以府县为基本叙事单元的历史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府县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并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数字与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探索文化脉动及遗产保护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易而言之，试图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从府县这一中间层次切入整体历史，以“小地方大历史、小人物大事件”为研究路径，以当代数字与信息技术为研究手段，以基层民众生活和文化事项为研究内容，努力挖掘府县层面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府县看朝廷、政府，从府县看乡里百姓，通过系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深刻揭示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的内在规律，阐明中华民族精神的渊源与特质，从而重新建构和解释宏观层面上的历史文化。
　　府县级政权是历史上变动最小的基层政权，它与下层百姓的联系甚为紧密。其政令运作、官民互动、社会结构、文教状况、宗教信仰、民风民俗以及境内的音乐、美术和古代建筑等，无一不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息息相关。所以，府县承载了中华历史文化的具体事项，保留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场景，积淀了各具特色的大众智慧，传承了因地而异的民风与民俗，能够具体而生动地呈现郡县制确立以来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府县历史文化包含政治运行、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价值观念和民俗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作为中观层面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的链条中承上启下，无以替代。通过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深入而系统地开展府县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或可对当今的研究范式、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启示意义。
　　一、以府县为叙事单元的中观史学理论考量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存有游移于宏观的宏大叙事和微观的细碎饾饤之间的偏颇。前者机械地呼应和诠释意识形态，选题流于空泛，论证失之疏阔，往往以玄想空谈代替切实印证；后者虽有视角向下和关注民间社会的正确指向，但因其较少有整体与全局之观照，每每纠缠于细枝末节，乃至同样疏离于历史的真相和常态。我们认为，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理论的引入，或可有助于这种偏弊的矫治。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概念。历史学者杨念群在把这一理论引入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筚路蓝缕的探索。他认为，“通过庙宇、宗族、一个具体的村庄来解剖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变迁，这是很重要的转折，也为中层理论进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概括地讲，一是对叙事的空间化过程，二是对某个传统空间的挖掘，这是我采用空间理论的着落点”①。其《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和《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等，就是这种可贵探索的见证。受其启发，我们尝试开展中观史学理论视域下的府县历史文化研究，这种尝试主要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一）从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是试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层面的切入点。视角向上的国家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在理论上经常陷于机械诠释和简单对应意识形态之窠臼，在对象上过于关注重大事项而抽掉了一些不该忽略的具体问题，在操作上因问题过于宏大而难免顾此失彼。而视角向下的社会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又往往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和宏观统筹，每每忽略具体问题之间及具体问题与重大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选取府县这样一个适中层面进行历史文化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二）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视角而言，是把致思之焦聚于中间行政机构和行政力量作用于文化活动的具体方式。府县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行政机构和行政力量，它在国家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的生成及其作用方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整合与引导作用。通过考察府县行政力量对民间文化的干预和作用方式，可以深入了解主流文化在民间发生作用的机制，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巨鹿历史文化研究》：
　　巨鹿之战前后张耳的人生选择
　　薛志清
　　巨鹿原作钜鹿，近代巨、钜混用，到1980年地名普查后，才统一为巨鹿。巨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这里，是许多对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诞生地或活动地，这里，也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和兵家必争之地。这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为巨鹿文明史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使巨鹿文化传承、延续并在中国历史上凸显。
　　巨鹿与巨鹿之战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大业，分设郡治，巨鹿为其一，作为一郡的治所，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然而秦始皇的暴政和秦二世的急政，很快激化了阶级矛盾，秦末起义爆发，而巨鹿则成为赵国故地义军反秦的重要据点。定陶之战后，章邯乘胜率军北击赵地义军，赵王歇与张耳被迫退入巨鹿城，形势岌岌可危。情急之下，项羽率楚军渡河，在破釜沉舟的战斗精神激励下，九战九捷，大败秦军，俘虏秦将王离，遂解巨鹿之围。章邯走投无路，率军投降。自此，秦军主力丧失殆尽，再也无力顽抗。巨鹿之战是秦军与反秦军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战场的主动权转到反秦义军一方，当时被围困在巨鹿城内的就是赵王歇和张耳所率领的赵军。巨鹿之战，不仅使巨鹿这片沃土增添了历史神韵，也影响了张耳的人生。张耳在巨鹿战前和战后的人生选择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役本身，也有助于了解秦朝末年的社会变迁和特定时代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
　　张耳（？-前202年），大梁（今河南开封西）人，他从魏国信陵君门客到外黄令，之后在陈加盟陈胜的起义军；巨鹿之战后追随项羽，封为常山王，被“刎颈之交”的陈馀追杀后又投奔刘邦，被汉高祖封为赵王，可谓转战河之南北，戎马一生。张耳的一生有过很多次的机会和人生选择，而这些机会和选择恰是在不断的流动中寻觅和进行的。
　　一亡命外黄，由此发迹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记载：“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年少时是魏国信陵君的门客，后因故亡命至外黄县（治今河南兰考东南）。在外黄，张耳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听闻张耳贤良，于是“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张耳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在外黄，张耳还遇到了后来的“真命天子”刘邦，刘邦“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从大梁流动到外黄，张耳不仅赢得了爱情成家立业，经济上获得了丰厚的资助，而且政治上也由亡命者转变为外黄县令，并招致吸纳了包括刘邦在内的众多友朋、门客。从“亡命游外黄”而发迹，成为当地名士。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海内为郡县，法律由一统”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但给张耳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张耳和陈馀）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张耳、陈馀为了躲避秦朝的追捕，变更名姓，隐居在陈县（治今河南淮阳）等待时机。陈曾是春秋时期陈国都城，战国后期楚曾迁都于此，秦统一全国后为陈郡治所，是秦朝的东方重镇和交通要道。二人隐居于此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陈县，张耳、陈馀两人“为里监门以自食”以维持生计，隐忍生活，“里吏尝有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而数之日：‘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告诫鼓励陈馀为将来的“大谋”而“小忍”当下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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