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造园*一专著《园冶》，共三卷，以相地、立基、屋宇营造、园林营建为体，涉及列架、装折、栏杆、门窗、墙垣、铺地、造石、掇山、借景等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
全书以作者的营造经验为依托，详细论述了宅园和与之相应的园林营建的基本原理及具体手法，更以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以及“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理念，为好园者指明了清新素雅、简约守拙、含蓄幽深、远逸超脱的至高的造园境界。

中国古代精心营造构制园林、宅院*一专著！
380余幅手绘插图，直观解析中国古代宅院、园林营造的择地之要，相地风水，以及亭台门窗、墙垣屋宇、广朗桥栏、掇山理水、草木花竹的营景或制式之学。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代序）


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江苏苏州吴江县人，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卒年不详。为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根据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整理了修建吴氏园〔1〕和汪氏园〔2〕的部分图纸，于崇祯七年（1634年）写成了中国最早、最系统的造园著作——《园冶》，这也是世界造园学上最早的名著。计成还是一位诗人，时人评价他的诗如“秋兰吐芳，意莹调逸”。遗憾的是其诗作已散佚，今人难以窥其风貌。
《园冶》共三卷。卷一包括兴造论、园说以及相地、立基、屋宇、列架装折等部分，可以看作是本书的总纲。卷二详述装折的重要部分——栏杆。卷三由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组成，最后的借景篇为全书的总结。作者认为借景乃“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不尽哉”。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本书的点睛之笔。
《园冶》一书的精髓，可归纳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两句话。“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说造园应达到的意境和艺术效果。明代中后期，士人普遍追求所谓“幽人”的闲情逸致之情怀。在园林设计中体现出“幽、雅、闲”的意境，营造出一种“天然之趣”，是当时园林设计者的最高追求。为此，作者对建筑、山水、花木进行了精妙的艺术剪裁，以诗词意境为据，以山水画为蓝本，创造出一幅虽经人工创造，但又不露斧凿痕迹的自然图卷。如叠山，作者认为“最忌居中，更宜散漫”。谈造亭，作者认为亭子建造在什么地方，如何建造，要依周围的环境来决定，使之与周围的景色相协调。再如楼阁，作者认为必须建在厅堂之后，可“立半山半水之间”，“下望上是楼，山半拟为平屋，更上一层，可穷千里目也”。这些观点，无疑都是精彩之论。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是《园冶》一书中最为精辟的论断，也是我国传统的造园原则和手段。“因”是讲园内，即如何利用园址的条件加以改造加工。《园冶》中指出：“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柱，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小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而“借”则是指园内外的联系。《园冶》特别强调“借景为园林之最者”。“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它的原则是“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方法是布置适当的眺望点，视线得以越出园垣，园之全景尽收眼底。如遇晴山耸翠的秀丽景色、古寺凌空的胜景、绿油油的田野之趣，都可通过借景的手法收入园中，为我所用。这样，造园者巧妙地因势布局，随机因借，就能做到得体合宜了。
南宋之后，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江浙一带人物荟萃，大量息政退思、独善其身的士大夫致仕在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广造园林，以清赏自适的生活为乐。到明代中晚期，社会经济日见昌盛，国库渐渐丰盈，士人中享乐主义风行，造园艺术更是蓬勃兴起。因此，江南园林艺术得到长足发展。
江南园林寄寓着造园者的文化意趣与人生追求，“三分匠，七分主人”体现了造园者整体把握能力的重要性。《论语》中孔子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华文化中的山水情怀体现在当时的各个领域，尤其在平面的绘画和立体的园林两大领域更见其趣。明代造园思想中，将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融进佛家的“芥子纳须弥”中，成为“人即宇宙，宇宙即人”的精神建构。《园冶》在哲学内涵上即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哲学思想。“天开”是标准，是“本源”，而“人作”必须符合“天开”的标准。在造园中，要求顺应自然脉理，按照自然山水景物的生存机理和形态特征去构筑景观，而“不烦人事之工”，以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将人的内在“心”与人工建造的园林和自然三者融通，这正是“天人合一”理念在造园中的体现。
《园冶》是我国古典造园思想的集大成者，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理想园林范式表现了明代士人的生活理想，即“足矣乐闲，悠然护宅”，“寻闲是福，知享即仙”。作者极重形式美，创造出了一幅幅悦目、悦耳、悦心的美丽山水图卷，每一个具体物象都具备了蕴含情感、意绪、思想的“赏心”功能，达到了园林美感的最高层面。
除了遵循自然天成的境界外，《园冶》在造园艺术上亦追求灵动洒脱之气、曲折委婉之美、空灵远逸之景，使园林在整体上达到精美而不显雕琢，清新素雅而不崇贵丽矫饰，简约守拙而不豪华烦琐，含蓄幽深而不一览无余，远逸超脱而不拘泥于浅薄俗套的极高境界。
《园冶》，原名拟为《园牧》，有经营构制之意，当时计成友人曹元甫建议改为《园冶》，“冶”原为铸造熔冶，引申为精心营造之意。曹元甫是阮大铖的同年友人，后来计成通过曹元甫而结识阮大铖。阮大铖曾帮助计成刻印《园冶》并为之作序，然而，“大铖名挂逆案，明亡，又乞降满清，向为士林所不齿”（见陈植《园冶注释序》）。由于这一原因，竟使《园冶》长期遭受冷遇。
大约在乾隆时期，本书即有翻刻、传抄本，并曾改名《夺天工》。因受到日本造园界大力推崇，本书方才引起中国学术界重视。民国以后，研究《园冶》的学者增多，并出现了不少译注本，存世《园冶》版本演变如下：
1. 明崇祯八年（1635年），阮大铖刻本。此本现存日本内阁文库。北京国家图书馆存有残本。全书三卷，一册，每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五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版心上镌书名，中镌卷次，下镌页码。前列阮大铖序、郑元勋《园冶题词》、计成自序。阮序后题“皖城刘炤刻”，卷末钤“安庆阮衙藏版”。
2. 日本宽政七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隆盛堂翻刻《木经全书》本（简称“隆本”）。1971年日本渡边书店影印桥川时雄藏本。
3. 日本宽政七年（1795年），抄录华日堂翻刻《名园巧夺天工》本。
4. 民国二十年（1931年），陶湘石印本，收入《喜咏轩丛书》。此本卷一、卷二据明崇祯刻本影印，卷三据抄本重印。一册，行格同明崇祯八年刻本，内封题“涉园陶氏依崇祯本重印／辛未三月书潜题”。
5.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营造学社铅印本（简称“营造本”）。此本三卷，一册，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版心中镌书名卷次，下镌“营造学社”。前列朱启钤《重刊园冶序》、阚铎《园冶识语》、阮大铖《冶序》、计成自序、郑元勋《题词》。牌记为“共和壬申（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依明崇祯甲戌安庆阮氏刻本重校印”。
6.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大连右文阁铅印本。
《园冶》是一部在世界园林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在书中除了阐述对园林艺术的精辟见解外，并附有园林建筑插图235幅。在行文上，《园冶》采用以“骈四俪六”为特征的骈体文，语言精当华美，在文学史上亦有一定地位。
天逸斋主人
己丑年二月于十米居
【注释】�6�8〔1〕吴氏园：明天启三至四年（1623～1624年），计成应常州罢官文人吴玄之邀，为其设计并建造了一处面积约5亩的园林，即“东第园”，此为计成的成名之作。
〔2〕汪氏园：崇祯五年（1632年），中翰汪士衡请计成在江苏仪征县城西建成“寤园”，即清康熙《仪真县志·名迹》中的“西园”。《名迹》中如是记载：“西园，在新济桥，中书汪机置。园内高岩曲水，极亭台之胜，名公题咏甚多。”此园既成，计成名噪一时。

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江苏苏州吴江县人，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卒年不详。为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根据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整理了修建吴氏园和汪氏园的部分图纸，于崇祯七年（1634年）写成了中国极早、极系统的造园著作——《园冶》，这也是世界造园学上极早的名著。
计成还是一位诗人，时人评价他的诗如“秋兰吐芳，意莹调逸”。遗憾的是，其诗作已散佚，今人难以窥其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