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互动研究》分为上下两编，分别从宏观和具体方面呈现了明清两代文化文学场中散曲与歌谣时调的互动全景及一系列具体互动情况。论文上编第1章描绘出了明清时期散曲与歌谣时调的互动轨迹和整体情况。第二章揭示出了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相异互动情态的原因。第三章主要结合明清散曲和歌谣时调各自的整体发展态势，分析了二者之间的互动之于各自发展的意义。论文下编第1章研究了散曲在曲调、体制及俳体形式几方面对明清歌谣时调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探讨了明清歌谣时调对明清散曲家的具体作品创作及创作观念造成的影响。第三章以清代雅化〔西调〕这一个案为代表，着重分析了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的双重影响在这类特殊作品身上的表现。

　冯艳，女，1978年1月出生，河南许昌人。1999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14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绪论
一 “歌谣时调”内涵的界定及研究范围的确定
二 本书选题的意义
三 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四 本书的研究思路、内容及主要方法


上编
小引 明代之前散曲与歌谣时调互动的背景情况
一 宋金民间俚歌俗曲与散曲诞生之间的关系
二 元代散曲与俚歌俗曲的共生互动情况
第一章 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的互动轨迹及整体互动情况
第一节 互动初起期及兴发期
一 宣德元年至正德末年：二者整体互动之初起
二 嘉靖元年至明代末年：二者整体互动之兴发
第二节 互动延续期及消歇期
一 清代初年至嘉庆末年：二者整体互动之延续
二 道光初年至清代末年：二者整体互动之消歇
第二章 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的互动原因及发生环境
第一节 明清散曲受到歌谣时调影响的原因
一 明清社会文化思潮中文人对歌谣时调的不同态度
二 散曲家对歌谣时调的态度以及学习歌谣时调的环境
第二节 明清歌谣时调学习散曲的原因及条件
一 明清时期散曲的歌唱性与传播环境的变化
二 传播环境的交叉为明清歌谣时调学习散曲创造了条件
第三章 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互动的意义
第一节 明清歌谣时调的影响之于明清散曲的意义
一 散曲“蛤蜊”、“蒜酪”味的重现及其散曲史意义
二 散曲家曲学观念的变化及其散曲学史意义
第二节 明清散曲的影响之于明清歌谣时调发展演进的意义
一 歌谣时调相关体制及做法的繁复化
二 对散曲翻谱体的学习促进歌谣时调新作迅速产生


下编
第一章 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之互动表现研究之一
——散曲对明清歌谣时调的影响
第一节 散曲在曲调方面对明清歌谣时调的影响
一 关于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相互”借用与吸收曲调的考辨
二 借自散曲曲牌系统的曲调在明清歌谣时调中使用情况的考察
第二节 散曲在体制方面对明清歌谣时调的影响
一 明清歌谣时调对散曲套曲形式的粗放型学习
二 明清歌谣时调对散曲犯调形式的学习及灵活运用
第三节 散曲俳体形式对明清歌谣时调的影响
一 明清歌谣时调对散曲翻谱体的简易化学习
二 明清歌谣时调对散曲集名体的学习及拓展式运用
第二章 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之互动表现研究之二
——歌谣时调对明清散曲的影响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辨析和界定
第二节 歌谣时调对李开先、王九思散曲观念及创作的影响
一 歌谣时调对李开先散曲观念及创作的影响
二 歌谣时调对王九思散曲观念转变的间接影响
第三节 歌谣时调对丁綵父子散曲创作之影响
一 丁綵父子生卒及散曲创作的基本情况
二 丁綵父子的拟歌谣时调创作情况
三 歌谣时调对丁綵父子散曲创作之影响
第四节 歌谣时调对刘效祖、赵南星散曲创作之影响
一 歌谣时调对刘效祖散曲创作的影响
二 歌谣时调对赵南星散曲创作的影响
第五节 歌谣时调对朱载堉散曲创作之影响
一 朱载堉及《醒世词》的基本情况
二 歌谣时调对朱载堉散曲创作的影响
第六节 歌谣时调对冯梦龙及明代其他散曲家创作的影响
一 歌谣时调对冯梦龙散曲创作的影响
二 歌谣时调对其他明代散曲家创作的影响
第七节 歌谣时调对清代散曲家创作之影响
一 歌谣时调对蒲松龄散曲创作之影响
二 歌谣时调对其他清代散曲家创作之影响
第三章 从雅化[西调]看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之互动交融
第一节 清代[西调]的基本情况
一 清代本传于民间的[西调]
二 清代雅化之后的[西调]
第二节 散曲对雅化[西调]在创作方面的影响
一 散曲在语词运用及诗词、典故化用方面对雅化[西调]的影响
二 散曲对仗形式对雅化[西调]的影响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互动研究》：
　　一明清社会文化思潮中文人对歌谣时调的不同态度
　　明代潘之恒《亘史》“杂篇”卷四“吴歌（华亭宋新记）”条日：“唐初之诗，诸公以唱为高。自宋代以调兴，而歌诗之法废。金、元以北九官兴，而歌调之法废。元迄我朝，以南曲兴，而北曲废。譬之于礼，诸体犹羊，而歌音犹告朔也。废告朔而供羊，不可为礼；废歌音而存体，不可为乐。故诗废歌，而唐人始独擅诗矣。词废歌，而宋氏始独擅词矣。北音废歌，而金、元始独擅北音矣。此固披卷自见，按世可推者也。吴歌自古绝唱，至今未亡。余少时颇闻其概。会历年奔走四方，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苍头七八辈皆善吴歌。因以酒诱之，迭歌五六百首。……皆文人骚士所啮指断须而不得者，乃女红田睃以无心得之于口吻之间。岂非天地之元声，匹夫匹妇所与能者乎？”
　　唐诗、宋词、元代北曲原本均源自民间且皆可歌唱，这些诗体文学与
　　，民间广泛传唱的歌曲都曾经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在被文士们把玩既久、渐渐失去歌唱性之后，唐诗、宋词、元代北曲遂成为一代之文人文学。与它们相对应的，包括潘之恒所言“自古绝唱，至今未亡”的“吴歌”在内的众多民间歌曲，无论是否得到文士们的关注，都在大众百姓间自在生长、自由传唱、绵延生息。虽然每个朝代民间传唱的歌曲在存在形式上千差万别、具有每个时期的独特性，然而它们却又都是一脉相承的。明清歌谣时调承袭中国古代民间歌曲发展之脉络，同时又展现了特定时期民间歌曲的特殊风采，在明清两代的市井闾阎、田间巷陌广泛流播。这些生机勃发的歌谣时调在明清两代的民间广受欢迎，但是明清不同时期的文人尤其是左右当时文化文学思潮的文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这对不同时期散曲家们对待民间歌谣时调的态度造成了很大影响。
　　（一）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中文士对歌谣时调之态度
　　明代初年，天下甫定，战乱纷争结束之后，统治者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以确保大明江山的稳固。在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国家渐趋富强、百姓逐渐安居的同时，明代前期尤其是前五十余年间的思想文化却呈现一派萧索气象。尽管《明史·太祖本纪》颂扬明太祖“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永乐年间大学士杨荣称颂明成祖“天朝兴礼乐教化，以成当代文明之盛，肇千万世治平之基”，但是实际上，明太祖、明成祖的一系列诸如推行科举、崇尚朱学、诛戮文人的举措却令其时之思想文化受到严重摧残，文人士大夫们大多谨慎驯顺、小心维诺，文坛多歌功颂德之音和雍容和平的庙堂气象，全无活泼自由的生机。明初叶后期，“土木”、“夺门”等重大事变使明室专制统治受到极大撼动，随着君权的削弱，言路逐渐放宽，政治思想环境逐渐趋于宽松。及至明代中叶，士气振拔、人才迭出、士林呈现一派革故鼎新的新气象，崇尚心性自由和个性张扬的启蒙新思想为文化界和文坛注入了活力，加之城市经济的初步繁荣和弃简求奢之风的初步显现，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并存、平民色彩初现的特色。明代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新兴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在文人士子之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趋俗求异、重情尚真的思想潮流风行于世，对文化文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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