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_阳正伟_9787516187241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中，只有《明史》列有《阉党传》，传主主要是天启太监魏忠贤的党羽，但只列其中的恶迹昭彰者，且内容过于简单，不足以窥见阉党的全貌，也势必影响对晚明党争的整体认识。阳正伟著的《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主要探讨了魏忠贤阉党的界定及人员构成，阉党的形成原因及过程，阉党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清初等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以及部分阉党后人的活动、《明史·阉党传》的形成等问题，力图弥补《明史》的这一不足，丰富和深化对阉党及晚明党争的认识。

　　阳正伟君，2006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明清史方向的研究，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善恶忠奸任评说——马士英政治行迹研究》，2013年其论文正式出版。他对马士英重新评价，认为马士英不是“奸臣”，而顶多只是“骑墙者”。获得硕士学位后，正伟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考为博士生，继续从事晚明政治史的研究。在前番研究的基础上，他精心修改充实博士学位论文，最近又推出新著《“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全书多所考辨，以崇祯二年的“钦定逆案”为线索，先弄清阉党入案原由，然后探讨阉党的形成及相关政治活动，认为“东林总体上或许要优于阉党，但也并非毫无瑕疵”，“东林为了私利，也会抛却公义”，进而说“这些也是我对其难以产生好感的原因所在”，因为，“东林的阵营、行事均非纯忠，说他们成员龙蛇混杂，在不少事情上是公义与私心夹杂，或许更为客观；以东林的是非为是非，先人为主以东林为‘忠臣’，反对者则为‘奸臣’，是有失公允的”。他认为：“本书立论都力求依据史料考据与事理推断，不同于以往褒东林贬阉党的基调，而是对东林有较多批评，为阉党说了些‘好话’。”正伟君憨厚朴实，勤于思考，时有心得，本人忝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于他的晚明政治史事研究，未能有所指点，而承他信任，现在先期通读全书，看到他敢于创新立新，在学业上不断有所收获，倍感高兴。此书也确如作者所自诩的那样，搜集了诸多第一手材料，凭借史料分析推断，故全书基础牢靠，殊少凿空之言，持论也切合晚明时势，较为客观，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晚明史尤其是晚明政治史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明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晚明研究似又重放光彩，鸿篇巨制源源推出，有谓晚明社会转型的，有谓晚明社会变迁的，有谓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有谓晚明大变局的，更有高度评价晚明的。毫无疑问，晚明社会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探讨晚明时代变迁中的人物群像，看看时代活动者在变迁的时代是如何活动的，他们的活动又对那个时代的变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在那个时代的盛衰过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分量，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担负什么样的时代和历史责任？阳正伟的《“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一书，全面展示阉党及其对立面的众生相，无疑为我们认识晚明、评价晚明提供了历史活动者和创造者方面的丰富内容。

　　说到晚明，说到对晚明人物的评价，正伟君对东林多所批评，而为阉党说了些“好话”。其实明末清初的人，包括东林遗孤、东林后人，痛定思痛，即对东林有所批评指正。如夏允彝说东林与非东林一样，“疑其异己，必操戈攻之”，“异己者虽清必驱除，附己者虽秽多容纳”，“东林中亦有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条）；吴暄山所谓“南党固多小人，东林岂尽君子”（史博《恸余杂记》“东林缘起”条）；清初《明史》撰稿者朱彝尊所谓“究之东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不皆小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2《史馆上总裁书》）。诸如此类，持论为人习见。然则夏允彝还有话：“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经过了四百年左右，我们似乎可以更加超脱、平允、客观地来评价晚明时代的，众生相了。东林不皆君子，但毕竟多君子，异乎东林者不皆小人，但毕竟多小人。如果我们硬要对晚明人物群体分类贴标签的话，东林的人品风节，总体而言，优于非东林及阉党，殆可断言。此外，我们评价东林与非东林各色人群，似乎应将其领袖人物、主体骨干与一般人员分开，前期和后期分开，群体与个别分开。如果各打五十大板，不分早期晚期，不分主要骨干还是附丽之徒，恐怕无益于真正认识晚明社会。

　　明末清初人费密说，“论事必本于人情，议人必兼之时势”，今人钱锺书先生说，“追叙真人实事，务要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处地，揣摩忖度，庶几人情人理”。说到对晚明人物的评价，说到晚明人物的历史责任，也许这是本论题主旨所在，正伟此书殊少涉及晚明诸位皇帝。在我看来，明朝之亡国，东林与非东林，正人与阉党，乃至晚明时代的所有人均逃脱不了干系。

　　三 “贤奸之辩”——“邪正之分得此而定”

　　前文已经谈到，崇祯帝登基之初，杨维垣等人力图“护持残局”，魏党得以继续把持政局，而东林的复归则受到阻挠。这种情况表明，对于东林和魏党究竟孰忠孰奸、应当如何看待的问题，皇帝和众多官员尚认识不清。上述崇祯帝在为东林平反一事上的反复，可以表明这一点。“公论”不明，“邪正”不分，当时的局势正是所谓“正邪消长之机”。在这种情况下，朝堂上围绕确定贤奸标准而展开的“贤奸之辩”便开始了。

　　这场论争的双方，魏党以杨维垣为主，而东林则以翰林院侍讲倪元璐为主。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影响舆论，争取皇帝的支持，以维护己方的政治利益。在如何辨别贤奸的问题上，杨维垣主张以是否“通内”即结交宦官为标准，而反对以天启时期是否投附崔呈秀、魏忠贤为标准。“今之提衡君子、小人者，勿以门户为案，亦勿徒以崔魏为案，惟以有无通内为案”，“希王安之旨以号召天下者，岂得不谓之通内也”，“今之忠直，原不当以崔魏为对案，向之受抑于崔魏者，固为以燕伐燕，今欲取案于崔魏者，犹恐以病益病”。概括其意，即“并指东林、崔魏为邪党”，把都有通内之举的东林和魏党，并称为“邪党”。

　　杨维垣身为魏党中人，反东林自是必然，但同时也反自己的党派，看上去则颇令人费解。笔者认为，这应是为当时的局势所逼而不得不为。当时朝官竟相揭举魏忠贤及其党羽罪状，魏忠贤等党魁及许多曾投附他的官员已纷纷落马。在这种局势下，想要继续保全所有魏党成员，是不明智的，也没有可能。而杨维垣以是否通内为标准，“并指东林、崔魏为邪党”，虽然势必损害一部分魏党中人的利益，但也仍然可能保全一部分人。因为天启后期曾有一些官员，先投附魏忠贤，后又因故被其疏离，他们与魏忠贤的种种时合时离的关系，在当时的混乱形势下，可能使他们蒙混过关。如石三畏在天启后期先是投附魏忠贤，后因误命优人饰演刘瑾酗酒剧目，触怒魏忠贤而被削籍，崇祯初期其乃借“忤珰”之名起复。此外，杨维垣提出这一标准还可能收到三个效果：其一，造成立言为公的印象。铲除朝中朋党的主张，易于博取皇帝和舆论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表明自己与朋党并无干系。其二，东林因为自身也曾有通内之举（详见本节后文论述），在揭举魏党时可能会有所顾忌，这无疑对魏党有利。其三，以东林为邪党的看法，如果被皇帝认同，那么东林复归政坛也必然受到影响，如此，魏党尚可以维持与东林相抗的势头，最终鹿死谁手，还有待一番角逐。由此也可见杨维垣之用心，在于尽量保全魏党，同时挟制东林。

　　而倪元璐则针锋相对地主张以天启时期是否投附崔魏作为官员贤奸的标准：“杨维垣又以今日之曲直，不当以崔魏为对案，而臣以为正当以崔魏为对案也”，“夫品节试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恨其抵触，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者，此正入也。有攻东林之人，虽为崔魏所借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镜别妍媸，维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倪元璐主张采用这一标准来判别贤奸，用意也非常明显，就是要反对魏党而拥护东林。虽然他也指出：“有攻东林之人，虽为崔魏所借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入也”，并且指斥东林中李三才、王之宷等品节有亏之人，批评东林之不足：“其所宗主者，大都禀清挺之标，而或绳入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但是总的来说，他是要为东林党人昭雪，为他们复归政坛扫清障碍。对东林有所指摘，似乎与杨维垣斥责一些魏党人员的手法相同，而且有些责备之词不如说是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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