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小读者》：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冰心送给每个孩子的爱之箴言，一部永恒的儿童文学经典。《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成长励志经典读物，轰动全美，让亿万人重获信心重燃希望之书。永恒的励志女神——盲女海伦？凯勒的成长之路。《昆虫记》：昆虫世界的“荷马史诗”，畅销两个世纪的科普巨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百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全书分为A、B、C卷，全方位展现法国国宝级科普大师法布尔眼中的昆虫世界。

适读人群 ：10-14岁

　　全彩绘本，实惠套装！教育部推荐书目！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寄小读者》：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冰心送给每个孩子的爱之箴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成长励志经典，美国英雄偶像海伦？凯勒成长之书，荣获“总统自由勋章”等奖项；《昆虫记》：法国国宝级科普经典，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作。

　　冰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著名女作家，创作了大批深受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品，被称为中国最富诗性的散文大家、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海伦·凯勒：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一生只有19个月光明与声音，却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光明与希望，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美国十大英雄偶像，荣获“总统自由勋章”等奖项。
　　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科普作家。生于贫困家庭，依靠自学，花十二年的时间，先后取得业士、双学士和博士学位，从事中学教书行业二十余年。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非常出色的论文，达尔文赞誉他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寄小读者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昆虫记A卷
昆虫记B卷
昆虫记C卷

　　第一章黑暗与光明
　　初生的光明
　　我的家坐落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美丽宁静的小镇——塔斯喀姆比亚。1880年6月27日，我就出生在那里。
　　我的祖先是瑞典人，他们移民到美国后住在马里兰州。在更早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位是苏黎世最早的聋哑人教师，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如何教育聋哑人的著作。每当我想到这里，心里禁不住就会大大地感慨一番，命运真是无法预知啊！
　　我的祖父，也就是卡斯帕·凯勒的儿子，来到亚拉巴马州，开垦了一大片土地并定居下来。当时的塔斯喀姆比亚镇是一个偏僻的地方，祖父每年都要从镇上骑马到760英里外的费城购置生活用品。祖父每次在前往费城的途中，总会给家里人写信报平安，他在信中对西部沿途的景观，以及旅途中所遭遇的人、事、物都有清楚且生动的描述。姑母至今还珍藏着他当时写的许多家信，祖父对旅途迷人风情的刻画，对当地生活的生动再现，总是那么引人遐想，让人百读不厌。
　　我的祖母凯勒是拉斐特一名官员亚历山大·莫尔的女儿，她的祖父是维吉尼亚早期殖民政府长官并曾任皇家总督的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同时她还是罗伯特·李的堂姐。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曾经在南北战争时担任过南方军的上尉，我的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小几岁。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与苏姗娜·古德休结婚，居住在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纽伯里波特市。他们在那里生下一子叫查理·亚当斯，以后又迁居到阿肯色州的赫勒拿，他是南方军队的人，后来被提升为准将。当南北战争爆发时，他与露茜·海伦·埃弗雷特成婚（与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属于同一个埃弗雷特家族），在战争结束后举家搬迁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我还没丧失听力和视力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屋子很小，一共只有两间，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间供仆人住的小房子。按照南方的习惯，往往会在宅基地上建一所附属的小宅，以备不时之需。南北战争之后，父亲也盖了这样一座屋子，他同我母亲结婚之后，住进了这个小屋，房屋虽小，却是个美丽的地方。屋子的小阳台被蔷薇和金银花装扮着，从花园中望去，仿佛是植物的藤架。这是蜂鸟和蜜蜂的乐园。
　　凯勒老宅离我们的蔷薇小屋不过几步，由于被茂密的树木、绿藤所包围，邻居们都称我们家为“绿色家园”。这里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在我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到来之前，我经常独自摸着围成方型的黄杨木树篱，慢慢走到庭园里，凭着嗅觉寻找刚刚开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深深地吮吸那清新的芳香。有时候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独自到这里来寻找安慰。我把火热的脸埋在树叶和草丛里，让沁人心脾的清凉气息渗进我那烦躁不安的心。置身于这个绿色花园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在地面上延伸的卷须藤和低垂的茉莉，还有一种叫做蝴蝶荷的花，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植物。因为它那容易掉落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所以被叫做蝴蝶荷。这种花会散发出一阵阵甜丝丝的气味。花园里最可爱、美丽的要数蔷薇了，我在北方从来不曾见花房中有如此赏心悦目的蔷薇。这是一种爬藤蔷薇，它到处攀爬，它那长长的绿色枝条倒挂在阳台上，散发着芬芳，没有一点尘世烟火的气息。每当清晨，未干的朝露还停留在它的身上，摸上去是何等柔软、何等高洁，使人陶醉。我不由得时常想，上帝御花园里的曝光兰，也不过如此吧！
　　我生命的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简单而平常，从来到这个世界，到观察这个世界再到开始人生的旅途，我与任何一个新生儿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异。就像每一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孩子的诞生时一样，为了给第一个孩子起一个满意的名字，大家绞尽脑汁，家里每个人都想插上一句嘴。为我命名照例也经过了一番繁琐的讨论。父亲希望以他最尊敬的祖先的名字“米德尔·坎培儿”作我的名字，母亲则想用她母亲的名字“海伦·艾培丽特”来命名。最后，大家终于接受了她的建议。但是后来在抱着我去教堂的途中，由于紧张和兴奋，父亲把这个名字给忘了。当牧师问起“这个婴儿叫什么名字”时，紧张兴奋的父亲一下子说出了“海伦·亚当斯”这个名字。这样一来，我的名字就不是外祖母的“海伦·艾培丽特”，而成了“海伦·亚当斯”了。
　　家人告诉我，在我还非常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了争强好胜的性格，强烈的好奇心、倔强的性格使我非常固执地去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动。在我6个月大的时候，我就能够发出“喳！喳！喳！”的声音，并且会说：“你好”，这引起了别人很大的兴趣。我甚至在1岁以前就学会了“水”这个字。尽管其他的发音都已经遗忘了，但是现在我仍然能够发出这个单词的音，也正是在学会拼读这个单词之后，我告别了只能“哇哇”发音的阶段。
　　家人还告诉我，我在刚满周岁的时候就会走路了。母亲把我从浴盆中抱出来，放在她的膝上。阳光透过风中舞蹈的树叶投射在光滑地板上的光影吸引了我，那影子一闪一闪的，忽隐忽现，我禁不住从母亲的腿上滑下来，摇摇摆摆地向它奔去。等这一股冲劲用完了，我就跌倒在地，哭着乞求母亲把我抱起来。
　　但是好景不长，春光里鸟儿欢笑，歌声盈耳。夏天里到处是果子和蔷薇花，等到草黄叶红时，深秋已经来临。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流逝，这一切都在一个活蹦乱跳、咿呀学语的孩子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第二年，阴郁的2月到来时，我生病了。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急性的胃充血以及脑充血，他们宣布我无法挽救了。然而，一天清晨却出现了奇迹：我忽然发起高烧。这高烧来得奇特，退得也奇特。家人都万分欣喜，但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我从此却再也不能用我的眼睛和耳朵去感觉这个世界了。我至今还依稀记得那场病，那场母亲在我高烧不退、忍受着痛苦煎熬的时侯，在我身边温柔地抚慰着我，让我在恐惧中鼓起勇气度过了难关的大病。我还记得，我被疼痛和迷乱从半睡中搅醒，把干枯而炙热的眼睛从光亮转向墙壁，这光亮曾是我一度十分喜爱的，如今却变得暗淡了，而且日甚一日地暗淡下去。后来，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的感觉也渐渐地模糊不清了。
　　感觉也一天天变得模糊了。直到有一天，我睁开睛睛，眼前却是一片黑暗。我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看不见时，就像在噩梦中一样惊慌失措，那种巨大的悲哀我永远难以忘怀。我对周围的一片静寂和黑暗，渐渐地习以为常，忘记了从前并不是这样，直到她——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的到来。她减轻了我心中的负担，重新带给我对世界的希望，并且打开了我心中的眼睛，点燃了我心中的烛光。虽然我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我却仍然可以清晰地记得——宽广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空、青翠的树木、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铭刻在我的心上，永驻在我心中。
　　记忆中的童年
　　我已经记不清在生病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记得我常常坐在母亲的腿上，或者拉着她的裙角，随她忙里忙外。我用手去触摸每一个物体，去感觉每一个动作，通过这种方式，我熟悉了许多事物。渐渐地，我可以通过触摸来分辨各种东西的用途了。或者通过触摸来揣摩别人的动作、表情，进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表达自己想说的、想做的。我渴望与人交流，于是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摇摇头表示“不”，点点头表示“是”，拉着别人向我这个方向，表示“来”，向外推则表示“去”。我若是想要面包，就做切面包和涂黄油的动作；若是要母亲做冰激凌，在吃饭时吃，就做开动冰箱的手势并打几个冷战，表示凉的感觉。母亲也竭尽所能做出各种动作，让我了解她的意思。说实在的，我总是能够明白母亲的意思。母亲的慈爱和智慧是我那漫长黑夜里的灯盏，给我心里带来了光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学会了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5岁时，我学会了把洗好的衣裳叠好收起来；把洗衣店送回来的衣服分类，并能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的。从母亲和姑母的梳洗打扮中，我知道她们要出去，就请求她们带着我去。有亲戚朋友来访，家里人总是让我来见客人。他们走时，我会挥挥手和他们告别，我还模模糊糊记得这种手势的意义。记得有一次，有客人来拜访我的母亲，我从前门的一开一关中知道他们已经到了，于是突发奇想，趁大家不注意快速地跑到楼上，在房间里穿着打扮起来。模仿着母亲在镜子前梳妆打扮，往头上抹油，在脸上擦粉，把面纱用发夹固定在头发上，让它垂下来，轻轻遮住脸。然后，我找了一件宽大的裙子套在身上，带着这身可笑的打扮，下楼去帮助他们接待客人。
　　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才第一次觉察出我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曾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嘴巴在交谈，而不像我是用手比划着。因此，我只有在两个谈话者之间，用手摸摸他们的嘴，摸过以后我还是无法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我也活动我的嘴唇，并且用力地打手势，但是别人仍然弄不懂我的意思。这使我感到愤怒，于是就大叫大嚷、乱踢乱闹，直到声嘶力竭才罢休。
　　在我无理取闹的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是很明白的，就像我明白自己伤害了照顾我的护士埃拉。我知道她很痛，所以当我气消了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内疚，但是当又有不顺心的事情时，我还是会发疯似的乱踢乱打。
　　那时，我有两个朝夕相处的好伙伴：一个是厨师的孩子，名叫玛莎·华盛顿，是个黑人小姑娘；另一个是老猎犬贝尔，它是只了不起的猎犬。玛莎·华盛顿很容易就懂得了我的手势，所以每次吩咐她做事情，她都能很快就完成。玛莎很听我的话，甚至于我的无理取闹、飞扬跋扈在她那里也通常能得到绝对的服从，她从不会与我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是努力满足我的任何要求。我的身体非常结实，又好动，情绪冲动起来就不顾后果。而且我还非常自负和刚愎自用，心情不好时甚至会拳打脚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那个时期，我跟玛莎在厨房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喜欢帮玛莎揉面团，做冰淇淋，或是和她一起喂喂鸡，不然就是为了几个小点心而争吵不休。那些家禽一点儿也不怕人，它们在我手上吃食，并乖乖地让我抚摸。一天，一只高大的雄性火鸡抢走了我手中的番茄，可能是受到它的启发，我和玛莎也偷偷拿走了厨房里刚刚烤好的蛋糕，躲在木材堆里好好地享受了一番，吃了个一干二净，却不料事后不久我们就闹开了肚子，可能这就是偷吃东西的下场，只是不知道那只火鸡是否也得到了同样的惩罚。
　　珍珠鸡最喜欢把它们的窝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我特别爱到很深的花丛里去找它们的蛋。我虽不能对玛莎说“我要去找鸡蛋”，但我可以把两手合成圆形，放在地上，示意草丛里有某种圆形的东西，玛莎一看就明白了。我们若是有幸找到了蛋，我总是不允许玛莎拿着蛋回家，我用手势告诉她，她拿着蛋，一摔跤就要打碎的。回想起童年、谷仓、马棚以及乳牛场，都给了我和玛莎无穷的快乐，我们简直就是伊甸园里的天使。
　　我还记得，每当奶牛工人挤奶的时候，他们就会让我把手放在牛背上，让我去抚摸、去感觉，好奇的我总是乐此不疲，也因此被牛尾巴打到了好多次。
　　为圣诞节做准备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虽然我不明白过节的意义，但是只要一想到那诱人的美味，我就非常快乐。家里人会让我们磨香料、挑选葡萄干、舔舔那些搅拌过食物的调羹。我还会像别人一样，把长袜子挂在床头，事实上，我记得我对所谓圣诞老人的礼物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也不会兴奋好奇得在天还没亮时就爬起来，看看袜子里装进了什么样的礼物。
　　和我一样，玛莎·华盛顿也喜欢搞恶作剧。在7月一个酷热的午后，我和玛莎坐在阳台的台阶上，像黑炭一样的玛莎把她像绒毛般的头发用鞋带扎起来，一束束的头发看起来就像很多螺丝锥长在头上，而我皮肤白皙，一头长长的金黄色卷发；一个6岁，另一个大约八九岁，小的那个盲童就是我。坐在台阶上，我和玛莎开始剪纸娃娃，但是没多久我们就觉得厌倦了。于是就把鞋带剪碎，又把石阶边的忍冬叶子剪掉。突然，我的注意力转向玛莎那一头“螺丝锥”。一开始，玛莎挣扎着，不肯让我剪，但是最后还是屈服了。她以牙还牙，拿起剪刀就来剪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发剪掉了，幸亏母亲及时赶来，不然玛莎很可能会把我的头发统统剪光。
　　贝尔是我的一只老猎狗，也是我童年时期的玩伴。它很懒惰，就喜欢躺在暖炉旁睡觉，一点儿也不爱陪我玩。它也不够精明，我尽力教它手语，但是它又懒、又笨，根本不懂我在干什么。贝尔有时候也会兴奋地突然跳起来狂奔，这时候的它看起来就像瞄准了猎物的机敏猎犬，显得威风凛凛。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这样，但它不听我的指挥是肯定的。我觉得自讨没趣，就又去厨房找玛莎玩。童年时代的种种往事仿佛就在眼前，那些寂静而又没有光明的日子里我无所事事地生活着，回忆起来尤感愧疚。
　　我童年的回忆里充斥着许许多多这样零星的片断，虽然细碎，却非常的清晰生动，它使我在没有声音、没有光明甚至没有前途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强烈地感觉这个世界。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在了围裙上，便把围裙张开，放在室内炉子的余火边上烤。但急性子的我觉得这实在太慢了，于是便靠得更近了。最后干脆直接把它放在了火炉上。突然间，火一下子着了起来，燃着了围裙，把我的衣裳也烧着了，我狂叫起来，老奶奶维尼赶来了，用一床毯子把我裹住，差点儿把我闷死，但火倒是灭了。还算幸运，我除了手和头发之外基本上没有别的烧伤。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发现了钥匙的妙用，我对它的使用方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天早晨，我把母亲锁在厨房里，由于仆人们都在别的屋里干活，她被锁在里边足有3个小时。她在里边拼命敲门，我却坐在走廊前的石阶上，感觉着敲门所引起的震动而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次的恶作剧使父母觉得如果让我再这样顽皮下去，情况将会越来越糟，于是决定让我尽快接受教育。于是我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来了。但是我本性难改，一找到机会就会把她锁在房间里。有一次母亲让我上楼送东西给莎莉文小姐，我回转身来“砰”地一下把门锁上了，将钥匙藏在大厅的柜子底下。后来父母不得不搭了一架梯子让莎莉文小姐从窗户爬出来，当时我得意极了，几个月之后，才把钥匙交出来。
　　在我大约5岁的时候，我们离开了那爬满葡萄与蔷薇的小屋，搬进了宽敞的新家。我们家有6口人，母亲、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又有了一个小妹妹，叫米尔德里德。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是，有一次，我穿过一堆堆的报纸，来到父亲跟前。那时，他独自一个人用一大张纸，把脸都遮住了，我完全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于是学着他的模样也举起一张纸，戴上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几年过去了，我依然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后来，我终于知道这些是报纸，而我的父亲是其中一份报纸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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