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精装珍藏本）（套装全4册）_金冲及著_9787507331899

《周恩来传（精装珍藏本）（套装全4册）》介绍了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曲折坎坷、光辉的一生。并配有大量图片，内容详实、全面，是一部了解伟人的好教材，值得一读。《周恩来传》的主要资料依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同志数万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大量会义记录，还有原由邓颖超同志保存的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日记、作文和书信等。同时，广泛参考了当时各种报刊和许多同周恩来同志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员的访问记录、回忆录等。力求根据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

在广州期间，周恩来听到陈赓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陈赓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地下斗争时期的得力助手。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身患重病，是陈赓和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等用担架抬着他走过来的。周恩来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一九五五年杨立三病故时，周恩来曾为他抬棺送葬。得到陈赓病逝的消息后，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经武汉赶回北京。当天，立刻前往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并主持公祭大会。事后，周恩来题写三张“陈赓同志之骨灰”供陈赓的夫人傅涯选用。当邓颖超将三张题字送到傅涯手中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时，由于美国违反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协议，干涉老挝国内和平问题，引起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不安。四月六日，周恩来离开北京到武汉。在武汉停留期间，修改了中共中央对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的批转意见和中央转发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九日，抵达广西凭祥，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黎笋、范文同等就老挝和平问题进行会谈。随后，周恩来又到云南昆明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就相同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在同吴努谈话中指出，我们认为老挝这个战争是打不大的，是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因为那里没有很多空旷的地方，森林太多不好打。如果美国要在那里打局部战争，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比朝鲜战争将是更加错误的时间、更加错误的地点和更加错误的战争。只要美国不干涉老挝的内政，老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周恩来陪同吴努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参加傣历新年庆祝活动和欢度泼水节。在西双版纳期间，周恩来参观了云南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和国营橡胶园，要求有关人员搞好我国年轻的橡胶种植业，还要求当地干部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他说：“这里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也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骂我们。”周恩来对他们说：“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利用这次外出的机会，周恩来在武汉、南宁、昆明、成都等地向省委和县委负责人了解农村整社的情况和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四川省委介绍了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对如何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重要经验：一个是南充潆溪公社介绍的，用“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一奖”（超产奖励）来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另一个是南充火花公社介绍的用供给和工资“三七开”的分配制度来解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将四川省委给中央的一个会议简报及潆溪和火花公社的经验报告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很值得一看。”他在信中还写道：“广州会议和六十条中对‘以产定分’没有深入讨论，所以在分配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当然生产收入低的，不一定非实行‘三七开’不可，也可‘二八开’或更少于‘二八开’。现在看起来，这一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西南、中南各省如此，回京后听小平、彭真同志谈，北京各县也是要求‘以产定分’，而黑龙江则早已实行‘以产定分’。其他按劳动等级或按工作定额定工分的，都为群众所不赞成。”广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提出五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农村）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在会前对农村中若干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四月底至五月初，周恩来先到河北邯郸，听取河北省负责人的汇报。随后，在五月三日至八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视察了生产队的集体食堂，还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价格。周恩来在社员家中看到的情况令他十分震惊。他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抗日战争时期，武安曾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当地群众为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重大贡献。看到这里的乡亲们生活仍旧这样贫困，周恩来感到十分痛心和内疚。在伯延公社，他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话，其中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告诉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张二廷解释道：“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的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会后，周恩来到张二廷家做客。面对和蔼可亲的国家总理，张二廷将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如实地告诉周恩来，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且代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在伯延公社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认为：“既然摸点，总要摸出个情况来，总要给他一点合理的保证。”所以，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社员们又要求周恩来以后能够每半年来一次他们才能放心。周恩来回答说：“我个人能否半年来一次，还不能担保，有时可能忙于什么事情去不成，但是工作组总是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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