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本研究抛却族群整合、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通过查阅大量尘封已久的文献、书籍等资料，并对搜集整理的清末至新中国800本左右的民族教科书实物进行研究比对，细致梳理了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百年的发展历史。本研究的论证以历史为纵轴，以公共政策分析（政府为什么这么做、政府做了什么、政府这么做产生了什么影响）为横轴搭建了研究过程的框架。在具体的研究中以民族学、教育学的视角考察了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下，不同政府制订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目标、过程及内容，重点对教科书的编审政策、印行政策、经费支持政策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各个时期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并对其政治整合及文化整合的功能影响进行了评价。

清末，除了“民族”这一新的历史主体外，在这“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时代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新颖的事物---教科书，它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涵养并型塑了国民现代精神与价值系统，更是记录和叙述了中国民族和国家建构的历程。这两个新生事物的出现，诱发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教育现象：以少数民族为主要读者的少数民族教科书的出现。

教科书的类型多种多样，教科书类型划分标准也不一而足，少数民族教科书是以读者的民族身份划分的一种教科书的类型。它产生于清末少数民族教育的现代转型中，生长在新式学堂里，是晚清政府改变中国传统民族文教政策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少数民族教育进行积极干预的产物。有了教科书，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必然针对其制定政策，行使现代国家对教科书的管理权力。于是，近百年来，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与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相伴相行。那么，国人对近代由西方传入的“民族”观念进行消化、整合与重构的过程是否影响到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在不同执政主体的民族观下，它是如何记录了中国人的国家建构、民族统合的过程？反之，面对如此宏大的历史叙事，少数民族教科书，如此微小的读本及其政策，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于此产生何种影响，发挥了什么功能？

崔珂琰，女，1980年4月生人，籍贯陕西西安，教育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少数民族教科书。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第二节 关键词的界定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二章 历史溯源：中国古代民族文教政策

第一节 民族文教政策背景

第二节 民族文教政策的形态

第三节 民族文教政策的功能

第三章 萌芽：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1904～1926

第一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背景

第二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产生过程及内容

第三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第四章 成型：南京国民政府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1927～1949）

第一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背景

第二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产生过程及内容

第三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第五章 发展：新中国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1949至今

第一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背景

第二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产生过程及内容

第三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第六章中国百年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的反思与启示

第一节 政策目标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的一贯性

第二节 政策过程的非连续性影响目标的达成

第三节 政策内容与结构影响政策功能的释放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了民族教科书政策“普通化”的导向。从1932年开始编写民族教科书，到1949年共完整编辑了两套，前后相隔15年的时间。当我们排除战乱、时代差距等客观因素后，并结合南京政府的民族观、政治理念，可以清晰的看出，这并不是偶然、随意的事件，而是政府为了整合族群，建立“国族”的目标而故意为之。如果说只编写蒙、藏、回等文字的民族教科书是为了满足这些民族的文化权利诉求，还不如说是政府迫于这些有潜在分裂倾向与能力的、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利益集团的压力。我们假想，如果不存在这些“实力”少数民族的压力影响，没有列强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纯粹按照国民政府的想法，这些教科书的命运也多半会像杨镜岷编写送审的《夷语会话边民三字经》及《汉夷语对照边民三字经》一样被政府自己设置的编写标准给“过滤”掉。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南京政府的做法完全符合教科书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家与利益集团之间存在权利和利益的冲突与妥协法则。总之，南京政府教育部之所以编写数量极少的民族教科书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减少民族教科书的品种类型，用“均质化”的方式达到建立“国族”，整合族群的目的。从之后的影响看来，这样“普通化”的教科书政策导向没有达成族群整合的目标，反而将原本就存在隔膜的民族关系进一步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