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案探秘百姓故事（附光盘）_唐博著_9787549567256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里，既有波澜壮阔，也有风云诡谲，既有盛世华章，也有屈辱经历。有许多故事至今仍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然而这动人心魄的正史上，却鲜有百姓生活的记载。清人的生活状态究竟如何？这柴米油盐中到底有怎样的曲折故事？为何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民间悬案会惊动慈禧？为何红顶商人胡雪岩、世界首富伍秉鉴在争议中成为行业翘楚，成就了一番财富梦想？为何大侠霍元甲以“武”救国？……这些百姓的奋斗史和致富经，又能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启迪呢？央视《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唐博博士，循着悬案的蛛丝马迹，为您展开精彩无比的清代百姓生活长卷，一起探究民间豪杰最接地气的“过活”方式。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里，既有波澜壮阔，也有风云诡谲，既有盛世华章，也有屈辱经历。有许多故事至今仍众说纷纭，悬而未决。
　　正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是统治者书写的，因此对百姓生活的记载很少，甚至更多的是忽略不计。无论在当时多数官员眼中，还是在今天许多历史学爱好者眼中，诸如“清代百姓的生活状态究竟如何”“他们吃穿用住究竟怎样”的问题，大家对此或许还是很陌生，只停留在清宫题材电视剧的印象上。
　　事实上，清代百姓的生活，既看似平淡无奇，又有着莫可名状的波澜。百姓每天的生活，既脱不开当时官府的影子，也跟今天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到涉及百姓生活的民间悬案，有的案情复杂，给官员们增添了无穷的工作量；有的事涉敏感，处理不当甚至会影响顶戴花翎。没碰到事，谁都可以忽视；碰到事，谁也不敢小瞧。
　　老百姓的行列里，不光有普通的农民、工匠，更有举人、商贾，以及京剧明星、武术达人。他们有的投身金融、地产、外贸行业，在争议中成为行业翘楚，成就了一番财富梦想，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地产大王徐润、世界首富伍秉鉴；有的则创办镖局、武馆，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爱国、救国的高尚追求，比如大刀王五、霍元甲；有的则受制于时代和制度的约束，生意失败了，功名丢弃了，比如船主张元隆、举人杨乃武，但也给时人和后世带来深刻思考。这些都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具有中国传统特色、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作为中华儿女，有必要学习、甄别、吸收和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唐博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今儿起，将由他给大家讲讲清朝百姓的那些事儿，带领大家一起进入百姓生活里的《清案探秘》。
　　这是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讲的《清案探秘》第三部的讲稿基础上编订补充而成的一本小书。与前两部不同，第三部谈的是清代老百姓的生活，更亲切，更接地气，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更多共同话题。所以，我给第三部起了个副书名，叫“百姓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马新贻遇刺案业已搬上银幕并诉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把另外两桩奇案——杨月楼案和太原奇案也讲述一二，保证“清末四大奇案”的完整呈现。因而，尽管这两桩奇案没能搬上银幕，但我们还是将其收拢进来，合为一集。
　　这是一部严肃读物。它凝结了我十几年来清史研究的心得和心血，凝结了我对学术界前辈长期研究的甄别和提炼，凝结了许多海外文献和最新科研成果的精华。它所提出的结论，基本反映了历史真相，应该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学术推敲。我相信，没有所谓的“未解之谜”，只要努力去探寻，一定有正解。
　　这是一部大众读物。它将晦涩的历史学论文论著，转化为老百姓能看得懂、听得舒服的语言文字，在象牙塔和市井生活之间搭一座宽阔的桥。让读者在观看清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的同时，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分清楚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娱乐，哪些是野史，哪些是事实。这或许就是学术为人民服务，将人文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具体形式吧。
　　这是一部励志读物。我当过中学老师，参加过清史纂修，做过政府官员，社会阅历相对丰富一些。故而，每次读到这几个案子，我都会站
　　在更多角度去审视和思考，得出的结论和启示自然多元。读历史不光为了猎奇、看热闹，更该做到“读史使人明智”。我愿意抛砖引玉，把这些经验和启示分享给读者，使这些感悟转化为提升自我水平、避免重蹈覆辙的利器。
　　这是一部文化传承的读物。清朝是距离现代中国最近的封建王朝，清朝历史对今天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方方面面的直接影响。传承中华文化，离不开清史，离不开对清朝的理解和领悟。我们读懂清史，读懂清代宫廷的是非曲直，既有普及国学教育、倡导传统文化的特别功用，又有连接两岸中华文化认同、推进全球华人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我要感谢导师戴逸教授。作为他的关门弟子，我做了三件“出格”的事：两年博士毕业，以清末民国北京房地产作为博士论文，登上《百家讲坛》。在这段不寻常的经历里，耄耋之年的戴先生，用言传身教感染我，用睿智和宽容指导我。人生有此导师，足矣。
　　我要感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的制片人那尔苏先生，责任编导魏学来先生，以及其他同仁的不懈努力。讲得好不好，策划和包装很重要。他们的智慧，令节目更精彩、更耐看。
　　我要感谢单位领导。虽然只是“似可同意”的字样和一路画圈的审批，但能够如期播出，离不开他们的充分肯定和默默支持。
　　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仁们。作为桂林的女婿，我跟该社的交情已有多年，但真正合作还是第一次。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办事效率、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令我钦佩。
　　我要感谢慈母和娇妻。她们的默默支持，是我甘坐冷板凳的最大动力。请允许我把这本书特别送给故去的父亲。节目策划伊始，他还健在。然而，他没能等到我全身心尽孝的一刻，没能看到我“触电”亮相的一刻，留下无尽遗憾。我幼年时，父亲含辛茹苦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我相信他在天堂看到这一切，也会很开心。
　　需要强调的是，清朝是距离今天最近的封建王朝，文献档案多，悬案谜团多，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留待我们去探索和解读。这本书只是我们第三阶段探秘的成果，并不意味着探秘体验的终结。今后，我还会借助各种平台，推出更多题目更新颖、内容更丰富、细节更劲爆的清案探秘节目和专著，敬请关注。
　　唐博
　　2015年5月15日

　　第五集大清世界首富的兴衰之谜
　　清朝历史上，涌现出一批世界级富豪。伍秉鉴就是其中一员。他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跻身世界级富豪的行列？是什么造就了他富可敌国的家业？他的财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他传奇的商业人生中，又有多少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伍秉鉴的富豪人生，又为何会走向低谷，最终湮没于历史长河呢？
　　今天，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揭开“大清世界首富的兴衰之谜”。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列举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有六名中国人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有五位大家都不陌生，唯独伍秉鉴似乎并不熟悉。那么，伍秉鉴凭什么跻身世界富豪行列呢？
　　一、那些年他拥有的银子
　　伍秉鉴号称大清“世界首富”。他拥有多少家产，能当得起这个名号呢？
　　我给大家几个数字。
　　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的私人资产已达两千六百万银元，折合两千万两银子。这是个怎样的资产规模？我举四个例子比较：
　　第一，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四千万两左右，伍秉鉴的私人财产达到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第二，两广总督林则徐，年薪约两万两，攒到伍秉鉴那样的财产，需要不吃不喝一千年。
　　第三，按照购买力折算，19世纪中叶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两百元人民币。那么，伍秉鉴的财产可以折合四十亿元人民币。
　　第四，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购买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主力，也是亚洲吨位最大的战舰，平均每艘花了一百二十万两银子。伍秉鉴的家产够买十六艘，足以让北洋舰队跻身全球前三。
　　难怪《华尔街日报》对伍秉鉴评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鉴的财产，不光有数以千万计的银两，还有自己的公司—怡和行。这家公司跟英美商人做生意。英国人每年都要从他手里买走数百万两银子的丝织品、茶叶和瓷器。伍秉鉴也就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双方结成了良好的生意伙伴关系。他在国内大量购置田产、宅院、茶园、店铺，甚至让银子变成资本，到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务。不夸张地说，伍秉鉴的怡和行一度成为世界级的跨国财团。
　　那么，伍秉鉴是靠什么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呢？
　　二、那些年他发财的生意经
　　伍秉鉴并非白手起家，而是继承和发展了父亲伍国莹的事业。伍家祖籍福建泉州，世代务农，也做茶叶生意。清朝初年伍家举家迁到广东，从倒腾海产品起家。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早年在广东富豪潘振承的同文行里当学徒，有时也参与生意，在那里积累了人脉、经验和第一桶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离开了同文行，创立了怡和行，此行很快就成了广州城里发展最快的洋货行。
　　提起洋货行，我得多说几句：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决定恢复对外贸易，开放四口通商。洋人的商船接踵而来。广东官府决定成立“洋货行”，招募行商，作为官府指定的特许中间商，专门做外贸生意。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当行商的。行商的准入资格有四条：一是富裕，掏得起银子；二是自愿；三是帮官府收税；四是替官府跟洋人打交道。这样，官府不用出面，便掌控了外贸全局；行商借助官府保护，垄断对外贸易，赚取巨额差价。
　　广东的洋货行，数量并不固定，但经营比较稳定的有十三家，因而民间俗称“十三行”。怡和行与同文行，就是“十三行”里的一员。
　　嘉庆五年（1800年），就在怡和行的外贸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伍国莹突然病死了。第四子伍秉钧接班才一年，也撒手人寰。伍秉鉴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承担起主持怡和行大计的重任。
　　在怡和行的管理层和打工仔们看来，伍秉鉴是靠拼爹混进了富人圈，没有独当一面的经验，迟早会把怡和行搞砸。伍秉鉴刚一接手就面临着各种挑战。可是，他保持沉默，低调地做了三方面工作，迅速扭转了局面。

　　（一）广交朋友
　　生意场上，处处陷阱，步步惊心，朋友的相助就显得很重要。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伍秉鉴很注重广交朋友，既积累了人脉，又维护了商业信誉。
　　有个波士顿商人跟伍秉鉴合伙做生意，由于经营失误，欠了伍秉鉴七万两千银元无力偿还。伍秉鉴听说后，认为这些银元对自己只是数字，却闹得人家没法回国跟家人团聚，真是造孽。于是，他找到这位波士顿商人，当着他的面，把借据撕碎了，然后说道：“你是我的头号老朋友，是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现在咱们的账已经结了，你可以回国了。”
　　七万两千万银元相当于一艘中型商船的贸易额，折合今天一千万元人民币。伍秉鉴如此慷慨，令这个波士顿商人目瞪口呆。
　　另一个美国商人替伍秉鉴承销一船生丝，利润丰厚。但他把赚来的货款挪用，购进了一批英国毛织品，结果砸手里了，损失巨大。伍秉鉴没有抱怨，而是收下了这批滞销货，婉拒了这个商人的赔偿。
　　按照常人逻辑，这么做是不可能得到回报的。可是，伍秉鉴追求的不光是银子。他不是在施舍，而是在自我营销。危难关头，雪中送炭，伍秉鉴乐善好施的好名声很快就传遍全球。转过年来，更多外商主动登门，要跟他做生意。正应了那句俗话：“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后来他赴美投资，这些洋朋友都帮了大忙。
　　伍秉鉴的慷慨并非不计成本。在他看来，波士顿商人肯定还不起那笔钱，把他扣在中国，非但于事无补，还得花钱养着，倒不如债务一笔勾销，放人回国，还能换点人情；那些毛织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不见得没市场，伍秉鉴迅速将其盘活，卖到了菲律宾。
　　（二）利益均沾
　　一次，有个英商打算在广州找家洋货行代理羽纱销售，好几家洋货行争抢这单大买卖，不惜使银子，走关系，但都铩羽而归。怡和行脱颖而出，笑到了最后。可是，伍秉鉴把生意接下来后，却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伍秉鉴过生日，请所有行商吃饭。酒过三巡，他突然起身，对大家说：“今天伍某过寿，承蒙列位抬爱，不胜感激。现有一事请大家帮忙。想必诸位也听说了，有个英国商人让伍某承销羽纱。伍某财力有限，难堪大任。但这么好的生意，不接可惜了。所以，我先接下来，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将来无论赚了多少钱，大家一起分，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众人面面相觑。大家清楚，怡和行完全有实力单干，何必拉着咱们呢？他们不知道，伍秉鉴心里早已做了盘算。
　　如果闷头单干，别人没生意做，市面就活跃不起来，对怡和行的长远发展不利。如果独享暴利，一定遭人嫉妒，无形中树了敌，将来免不了被人落井下石。所以，英商的情要领，生意要做，银子要赚，但更要照顾好同行的情绪。于是，他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理念：不让别人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做生意要讲利益均沾，有钱同赚，有利共享。
　　伍秉鉴的做法收到了实效。行商们不仅没了敌意，反而感恩戴德。渐渐地，大多数行商逐渐听命于他，伍秉鉴也就成了毫无争议的行商领袖。

　　（三）投其所好
　　官商勾结，一直是广为诟病的现象。然而，在那个年代，行商跟官府有天然的联系。维护好与官府的关系是一个商人的必修课，不得不好好做。伍秉鉴的诀窍就是广泛结交，投其所好，以身作则，做足功夫。
　　逢年过节，广州各级官员都会收到怡和行的礼金，不少官员还被请到伍家大宅吃喝看戏。伍秉鉴经常登门拜访总督、巡抚等高官。他还花钱给自己捐了个三品顶戴，摆出愿意向官府靠拢的姿态。这个顶戴虽然没实权，但很能糊弄洋人。由于他乳名亚浩，就被洋人起了个外号叫“浩官”。这个称呼沿用了好几代。
　　伍秉鉴勾兑关系，讲究投其所好，“对症下药”：跟有职务便利和经营头脑的官员合伙做生意，赚了钱分成；利用祝寿、过节的机会向手握实权而观念传统的官员送礼；高价购买上等藏品，送给热爱收藏的官员；带头给官府主持的大工程捐钱，取悦那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在他掌门的四十三年里，这种“投其所好”花费不菲，但在那个重农抑商的时代，用人情投资换官员好感，给怡和行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划算的。他有事相求时，地方官都肯帮忙，背后深不可测的官方背景，让他的生意胜算更大。
　　三、那些年他推出的创新
　　前面讲了伍秉鉴发财致富的生意经。内容偏传统，好多人都懂。可是，他又做了三方面工作，让人感到一丝近代气息。这就是他有创新特色的生意经。
　　（一）塑造形象
　　伍秉鉴不但会经营人脉圈，而且善于打造企业形象。他的怡和行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气象呢？可以概括为相互联系的五个特征：
　　一是产品优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伦敦拍卖会上，盖有“怡和行”戳记的茶叶被鉴定为最优等。怡和行的茶为何深受青睐？这跟其管理严格分不开。
　　二是管理严格。伍秉鉴经常甩开茶商，直接派自己人到产区，全程监控茶叶的生产、采摘、加工、包装和运输等环节，现场采购，节约成本。久而久之，怡和行就跟产区的茶农保持了长期合作关系，茶叶质量也有了保证。
　　三是信誉良好。伍秉鉴认为，信誉比银子更重要，赔钱可以再赚，赔了信誉就永远赚不回来了。有了优质的产品和严格的管理，怡和行的经营更加自信。它讲究以诚待客，公平买卖，不缺斤短两、以次充好。
　　如果发现残次品，宁可退赔也不抛售。这样的口碑传遍全球，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愿把存款交给怡和行保管。
　　四是锱铢必较。伍秉鉴为人慷慨，但对该是自己的东西一定是斤斤计较。他曾从存在英国公司里的一百多万银元期票中，算出九百多银元利息，与英商兑付数目分毫不差。这让英商非常震惊。
　　五是热衷慈善。道光十五年（1835年），应美国传教士伯驾之邀，伍秉鉴在广州投资创办了一所眼科医院，免费对当地百姓开放。老百姓不相信西医，没人来看病。后来，有个长期患青光眼的妇女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看病，结果病痛减轻。此后，来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这所医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伯驾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为许多中国人治好了眼病，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林则徐。
　　（二）强强联合
　　怡和行蒸蒸日上的同时，另一家洋货行——广利行也在崛起。在十三行里，两家旗鼓相当，又都主营茶叶出口。然而，两家洋货行非但没有火并，反倒是一起坐上了行商领袖的宝座，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伍秉鉴把侄女嫁给了广利行老板卢观恒的儿子卢文锦。通过联姻，伍秉鉴团结了行商里的强者，实现了双赢。19世纪前期，不少行商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商欠积压而破产。伍秉鉴和卢观恒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但他们都挺了过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强联合，抱团取暖，相互帮衬，共度难关。两家只要联手，就能操控广州茶叶市场的价格行情，确保收益稳定。
　　（三）投资海外
　　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美国打工仔约翰?穆瑞?福布斯首次随商船来到广州，在怡和行当学徒工。伍秉鉴很欣赏这个机智乖巧的美国小男孩，不久就收他为干儿子。八年后，25岁的福布斯打算回国发展。临行前，伍秉鉴交给他一张五十万银元的银票，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八年我把你收为干儿子，一文钱薪水也没给，现在全都给你。也许你觉得太多了，其实，多出来的那部分就算是我对你的投资吧。希望你能把它用在最有发展前途的事业上。”
　　福布斯原本是个穷小子，却得来这笔意外之财，又兴奋又感动。然而，他没把这笔钱用在吃喝玩乐上，也没有存在银行，而是打算投资实业，钱生钱。投资哪行比较靠谱呢？
　　当时，美国正在进行“西进运动”，很多白人到西部淘金盖房，而当地还很荒凉，连路都没有。大家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尤其是修铁路。因此，投资铁路事业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福布斯就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大洋彼岸的干爸爸伍秉鉴，得到了他的首肯。接着，这五十万银元就成了福布斯投资美国铁路的启动资金。密歇根中央铁路和密苏里河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都是福布斯投资兴建的。美国一个历史学家对福布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说“福布斯与美国铁路的关系，就像华盛顿与美国的关系”。当时，凡是买铁路股票的人都发了财。“铁路热”造就了许多富翁，也引领了美国经济的起飞。
　　伍秉鉴不仅在美国的铁路投资中收益巨大，还资助福布斯在中国成立了旗昌洋行。这是19世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美国代理商行。有怡和行的长期担保，旗昌洋行迅速壮大，很快就挤垮了其他美国公司，垄断了美国对华贸易。
　　伍秉鉴在海外投资并非心血来潮，总体看有两个特点：
　　一是分散投资。大家都知道，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有风险的。伍秉鉴也深知这一点，他在美国买股票赚差价，为外商放贷赚利息，赚来的钱不光投在铁路事业上，还涉足采矿、电报、钢铁、石油，以及房地产、保险业等，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红利。他在美国的投资收益像滚雪球一样，每年多达二十万两银子。
　　二是价值投资。旗昌洋行是伍秉鉴眼中的优质资产，他一直坚持对这家洋行投资，但条件是投资的利息要支付给伍家后裔。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旗昌洋行破产前，伍家先后投资一百万美元，每年的利息所得超过四万美元，成为伍秉鉴留给子孙的丰厚遗产。
　　四、那些年他落寞谢幕
　　伍秉鉴的生意，看起来做得风生水起，却在19世纪40年代突然倒掉，输得一败涂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把伍秉鉴及其怡和行走向衰落的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两头受气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钦差大臣林则徐驾临广州，主要任务是奉旨禁烟。很快，他就传谕外商：限期交出鸦片，而后签署具结，保证今后不再夹带鸦片入境，否则“货即没官，人即正法”。当然，林则徐的话要由行商去转告洋人。此时十三行的“总商”，相当于行业公会领袖，就是伍秉鉴。
　　眼下的伍秉鉴，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别看长得很瘦，有点像大
　　烟鬼，但他根本不涉足鸦片贸易这种肮脏的生意。可是，朝廷规定外商到广州做生意，必须由行商做担保。怡和行作保的外商，肯定有夹带鸦片上岸贸易的，所以伍秉鉴反倒背了个监管不力的罪名，没少被林则徐训斥。而当他来到英国商馆，把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命令转告给英美商人时，又招来一片嘘声。限期到了，外商大多置若罔闻，根本不交鸦片。伍秉鉴被夹在林则徐和外商之间，两头受气。
　　伍秉鉴斡旋失败，被投入监狱。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丢尽了脸面。更关键的是，林则徐把他晾在一边，不再重用，而且派兵包围商馆，迫使外商就范。英美商人被迫交出了鸦片存货。这年夏天，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了著名的虎门销烟。
　　伍秉鉴目睹了这一切，他最担心的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怡和行的前途。禁烟运动实际上恶化了中英贸易关系。几个月后，道光皇帝一声令下，关闭了中西贸易，怡和行的生意一下子就中断了，很多货款还没结清，一些货物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怡和行吃了大亏。
　　（二）战火冲击
　　更糟糕的是战争对怡和行的冲击。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英军兵临广州城下，占领城外制高点，把炮口瞄准了广州城。清军已无还手之力，只能派人求和。官府推出的求和使臣，就是伍秉鉴。这是怡和行成立以来最失败的一桩“生意”。没有谈判的本钱，我们只能任人宰割。最终，双方签署《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缴纳六百万银元赔款，换取英军不进广州城的承诺。伍秉鉴不仅被摊派了其中的一百一十万银元，而且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又过了一年，清朝彻底战败，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的两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并不是由朝廷出钱，而是官府想方设法地摊派给商人。怡和行又被强行摊派了一百万银元。
　　在这场战争中，怡和行毁于战火的货物价值七八十万银元。加上前面两笔摊派，怡和行的直接损失共计三百万银元。商行虽然不至于伤筋动骨，但这次处理确实很失败。伍秉鉴只能以“赔财消灾” 聊以自慰。他甚至打算背井离乡，移居美国。
　　（三）制度巨变
　　最让伍秉鉴头疼的，不是银子的问题，而是《南京条约》的两个商业条款：
　　一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二是条约第五款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乾隆中叶以来，清廷奉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使怡和行具备了地域优势。康熙以来实行的行商制度，特别是怡和行处于十三行之首的特殊地位，使伍秉鉴得以持久、稳定地赚取中西贸易的巨额利润。然而，五口通商和自由贸易，使中西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怡和行的好日子就这样到了头，垄断戛然而止。这才是伍秉鉴最痛心疾首的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署的第二年，伍秉鉴病死了，享年74岁。十三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舰的炮火摧毁了珠江沿岸的各家洋货行，怡和行的辉煌戛然而止。
　　这三方面归结起来，就是特殊制度、特殊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貌似“世界首富”的怪胎。清王朝的闭关政策营造了怡和行的贸易垄断地位；中国长期处于顺差的中西贸易格局，成全了怡和行持续赚钱的好日子。当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发生巨变之后，竞争者增多，垄断地位不复存在，这样的商业组织便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从而被淘汰出局。历史再次证明，一个成熟的现代企业，必须要具备适应市场变化的资源和能力，而不能只依赖行业垄断和政策保护。显然，伍秉鉴的怡和行还差得很远。
　　伍秉鉴“世界首富”的辉煌虽然已成历史，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特殊的商人，有世界眼光，有经营思维，有商业成就。他留给后人的生意经，将一直成为许多商人起家和兴业的财富指南。
　　参考文献
　　［美］亨特著，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贺痴，吕静霞：《清代世界首富伍秉鉴的财富人生》，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
　　张晓立：《晚清首富伍秉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
　　——摘录自《清案探秘?百姓故事》，唐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定价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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