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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 
定 价：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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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了作者从2002年以来有关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以及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坚持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等重大问题，发表的文章、所做的报告及答外国政要、记者问等。这些文稿紧密结合新时期党的民族宗教工作中心任务，努力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深刻变化给予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提出解决某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文风硬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读性。本书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从事民族宗教工作的干部、研究人员和民族地区群众了解我国民族宗教实际情况，认同我们党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关于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访问、讲话，简单、直接、深刻，可读性极强，具有强烈的风格特点。 自 序 1988年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参加“民族地区纪行”报道活动，先后深入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采访；1991年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又进藏采访40余天。回想起来，我涉足民族宗教工作，就是从这两次采访活动开始的。从西藏回到北京不久，我被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职责所在，开始注重研究党的统一战线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并直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际工作。1998年我被调入中央统战部，先后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在较长时间内联系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政策研究和实际工作两方面承担的任务更重，责任也更大。2013年由于年龄关系，我转入全国政协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尽管工作仍然繁忙，但终于有时间对以往工作做一点回顾与梳理。我把至今自己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讲话、访谈等收集起来，居然也有数百篇之多，从中筛选出内容比较重要而文字也比较完整者，得四五十篇，其中大多数曾公开发表过，这就是这本书的基础。我以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仍将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各领域变化快速而深刻，这种变化不断给民族宗教工作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而我们工作的理论、政策、措施和方法一方面需要坚持，保持其总体上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社会实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并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我编这本文稿集，多少有一点不自信，带有期待自己和别人在今后新的实践中深化认识，予以纠正、批判的意思。 这本书所有文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同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紧密结合，都在努力运用党的理论、政策对民族宗教领域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时效性。所选篇目大多出于2008年至今这个不长的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了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等一系列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事件，党中央领导人民同达赖集团、“东突”势力及在背后怂恿、支持它们的某些国际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场斗争至今仍在持续之中。国家利益要求民族宗教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自觉把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作为工作的重心。我有幸亲历了这场斗争，本书不少文稿就是为解决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事件的特定问题而匆匆草就的。这样产生的文稿，政治上的现实针对性强，而学理性往往显得不足。但是我相信，它所体现的一般原则、策略和方法，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如果是符合当时工作与斗争实际的，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后来者不会失其实用意义。正是由于这场斗争的启迪和需要，我对当前民族宗教领域的一些理论、政策问题，从坚持与探索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再学习和再思考，于是有了2012年《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等文稿发表。尽管其中一些观点受到民族学界一些人士的反对，但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从民族宗教工作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要否定它，只能以理论施行于实践的效果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为依据。 这本书中许多文稿出自这一时期我同西方政要、媒体就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涉藏涉疆问题的对话。应当说，对话者中多数人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是确有一些人士出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隔膜，习惯于咄咄逼人的指责、问罪的态度，更有一些人公开为分裂主义势力的暴力恐怖行为张目。没有哪一场争论是由我挑起的，但是面对这些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无端干涉，我不可能采取任何忍让、回避、谦逊的态度，只能以更加“直率”的态度，老实不客气地把对方的这一套顶回去。这就使不少文稿内容具有很强的抗争性。而每次谈下来，我都得出同样的结论：讲中国的事，无论是自由人权、民族宗教、西藏新疆，我们都不亏理，没有任何理由说不过外国人，关键在于丢掉幻想，不怕交锋，同时要有充分的说理准备。民族宗教问题今后长时期内仍将是某些国际势力对中国“找碴”的重点领域，我们有必要继续掌握和提升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包括面对面辩驳的能力。 在文稿工作中，我一直力争做到文字上尽可能简练、质朴，努力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少一些没有错也没有用的空洞辞藻和套话，少一点四六句和排比对仗。本书所收录的文稿，除了几篇讲座提纲，篇幅都不算长。2013年《改改我们的文风》连同其他少数几篇同民族宗教问题没有直接关联的文稿也收入这个集子，是因为我一向认为包括民族宗教工作在内的统一战线工作，往往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又往往事关长远，必须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学风和文风。这是使我们的工作和斗争立于不败之地的不可或缺的保障。我自己做得并不够好，但是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坚持一项原则：除少量文字订正外，所有文稿均保持其发表或使用时的原样。有个别文稿重拟了标题或恢复了最初发表时因篇幅所限被略去的段落。我认为，凡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文稿，读者有权利了解它的本来模样，据此了解事物发展的整个客观过程，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真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如果后来的实践证明文稿观点有错误，作者对由此引起的批评只能硬着头皮顶住：谁叫你当初见识浅又不慎重！由于我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一些观点、事例会在不同场合反复使用，这就造成一些文稿内容上有重复，这是需要请读者谅解的。 如果这本书对于今后民族宗教工作还有一些借鉴作用，首先要感谢所有帮助、支持过我的同志，特别是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同我一起度过那些富有挑战性岁月的同志。在这本书里，我们的激情和心血是交融在一起的。 2016年2月 自 序 1988年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参加“民族地区纪行”报道活动，先后深入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采访；1991年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又进藏采访40余天。回想起来，我涉足民族宗教工作，就是从这两次采访活动开始的。从西藏回到北京不久，我被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职责所在，开始注重研究党的统一战线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并直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际工作。1998年我被调入中央统战部，先后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在较长时间内联系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政策研究和实际工作两方面承担的任务更重，责任也更大。2013年由于年龄关系，我转入全国政协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尽管工作仍然繁忙，但终于有时间对以往工作做一点回顾与梳理。我把至今自己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讲话、访谈等收集起来，居然也有数百篇之多，从中筛选出内容比较重要而文字也比较完整者，得四五十篇，其中大多数曾公开发表过，这就是这本书的基础。我以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仍将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各领域变化快速而深刻，这种变化不断给民族宗教工作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而我们工作的理论、政策、措施和方法一方面需要坚持，保持其总体上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社会实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并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我编这本文稿集，多少有一点不自信，带有期待自己和别人在今后新的实践中深化认识，予以纠正、批判的意思。 这本书所有文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同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紧密结合，都在努力运用党的理论、政策对民族宗教领域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时效性。所选篇目大多出于2008年至今这个不长的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了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等一系列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事件，党中央领导人民同达赖集团、“东突”势力及在背后怂恿、支持它们的某些国际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场斗争至今仍在持续之中。国家利益要求民族宗教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自觉把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作为工作的重心。我有幸亲历了这场斗争，本书不少文稿就是为解决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事件的特定问题而匆匆草就的。这样产生的文稿，政治上的现实针对性强，而学理性往往显得不足。但是我相信，它所体现的一般原则、策略和方法，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如果是符合当时工作与斗争实际的，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后来者不会失其实用意义。正是由于这场斗争的启迪和需要，我对当前民族宗教领域的一些理论、政策问题，从坚持与探索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再学习和再思考，于是有了2012年《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等文稿发表。尽管其中一些观点受到民族学界一些人士的反对，但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从民族宗教工作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要否定它，只能以理论施行于实践的效果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为依据。 这本书中许多文稿出自这一时期我同西方政要、媒体就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涉藏涉疆问题的对话。应当说，对话者中多数人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是确有一些人士出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隔膜，习惯于咄咄逼人的指责、问罪的态度，更有一些人公开为分裂主义势力的暴力恐怖行为张目。没有哪一场争论是由我挑起的，但是面对这些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无端干涉，我不可能采取任何忍让、回避、谦逊的态度，只能以更加“直率”的态度，老实不客气地把对方的这一套顶回去。这就使不少文稿内容具有很强的抗争性。而每次谈下来，我都得出同样的结论：讲中国的事，无论是自由人权、民族宗教、西藏新疆，我们都不亏理，没有任何理由说不过外国人，关键在于丢掉幻想，不怕交锋，同时要有充分的说理准备。民族宗教问题今后长时期内仍将是某些国际势力对中国“找碴”的重点领域，我们有必要继续掌握和提升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包括面对面辩驳的能力。 在文稿工作中，我一直力争做到文字上尽可能简练、质朴，努力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少一些没有错也没有用的空洞辞藻和套话，少一点四六句和排比对仗。本书所收录的文稿，除了几篇讲座提纲，篇幅都不算长。2013年《改改我们的文风》连同其他少数几篇同民族宗教问题没有直接关联的文稿也收入这个集子，是因为我一向认为包括民族宗教工作在内的统一战线工作，往往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又往往事关长远，必须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学风和文风。这是使我们的工作和斗争立于不败之地的不可或缺的保障。我自己做得并不够好，但是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坚持一项原则：除少量文字订正外，所有文稿均保持其发表或使用时的原样。有个别文稿重拟了标题或恢复了最初发表时因篇幅所限被略去的段落。我认为，凡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文稿，读者有权利了解它的本来模样，据此了解事物发展的整个客观过程，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真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如果后来的实践证明文稿观点有错误，作者对由此引起的批评只能硬着头皮顶住：谁叫你当初见识浅又不慎重！由于我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一些观点、事例会在不同场合反复使用，这就造成一些文稿内容上有重复，这是需要请读者谅解的。 如果这本书对于今后民族宗教工作还有一些借鉴作用，首先要感谢所有帮助、支持过我的同志，特别是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同我一起度过那些富有挑战性岁月的同志。在这本书里，我们的激情和心血是交融在一起的。 2016年2月
朱维群，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正部长级），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作者长期从事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特别是深度参与了对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的斗争，具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素养和运用党的方针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作者近年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见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统一战线工作要适应城市化进程 （2002年8月21日） 《西藏视点丛书》再版序言 （2006年6月） “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08年11月10日） 拉萨“3·14”事件再次暴露达赖集团的暴力本质 ——在英国就拉萨“3·14”事件答BBC记者问（2008年11月14日） 我们办任何事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利益出发 ——就涉藏问题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2009年9月22日） 西藏的现在和未来是由全中国人民决定的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10年2月3日） 美国应尽早甩掉达赖集团这个包袱 ——会见美国两党代表团时的谈话（2010年4月2日） 努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2010年12月15日） 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要结合新的实际（2011年4月28日） 西藏和平解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辉煌篇章 ——答《中国西藏》杂志记者问（2011年5月） 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1年8月20日） 藏传佛教要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前进 （2011年10月20日） 中国政府绝不会让达赖分裂图谋得逞 ——在德国就达赖喇嘛转世等问题答《法兰克福报》记者问（2011年12月9日） 中国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 ——在比利时同欧盟官员、学者、记者谈达赖等问题（2011年12月12日）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2011年12月17日） 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2012年2月13日） 《十四世达赖言行评析》序 （2012年4月） 关于对达赖集团斗争问题 （2012年5月） 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口援藏工作 （2012年8月31日） 改改我们的文风 （2013年1月21日）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6月） 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7月） 要更多关注“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2013年7月19日） “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8月19日） 为什么不问苍生问鬼神？ ——谈保持共产党人世界观的纯洁性（2013年9月16日） 中国不容分裂 ——在比利时接受欧盟记者集体采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7日） 中国政府不会同达赖讨论什么“西藏问题” ——在瑞士接受《新苏黎世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8日） 没有国家尊严也就谈不上个人人权 ——在意大利同“自由社会”人权组织会见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 达赖集团是煽动制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 ——在意大利接受《快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 人民政协的民族宗教工作 （2013年10月29日） 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 （2014年2月19日） 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挂钩 ——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3月4日） 如果是现在，奥巴马还会见达赖吗？ （2014年3月20日） 处理暴恐事件要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 ——接受凤凰网资讯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4月2日） 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要综合施策 （2014年5月27日） 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 （2014年6月） 关于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业问题的几点建议 （2014年9月11日）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强有力武器 （2014年10月17日） “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2014年11月14日） 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 ——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2014年12月13日） 关注“丝路经济带”的民族宗教问题 （2015年12月8日） “活佛转世”最高决定权在中央 （2015年11月30日） 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 （2015年12月25日） 统一战线工作要适应城市化进程 （2002年8月21日） 《西藏视点丛书》再版序言 （2006年6月） “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08年11月10日） 拉萨“3·14”事件再次暴露达赖集团的暴力本质 ——在英国就拉萨“3·14”事件答BBC记者问（2008年11月14日） 我们办任何事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利益出发 ——就涉藏问题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2009年9月22日） 西藏的现在和未来是由全中国人民决定的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10年2月3日） 美国应尽早甩掉达赖集团这个包袱 ——会见美国两党代表团时的谈话（2010年4月2日） 努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2010年12月15日） 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要结合新的实际（2011年4月28日） 西藏和平解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辉煌篇章 ——答《中国西藏》杂志记者问（2011年5月） 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1年8月20日） 藏传佛教要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前进 （2011年10月20日） 中国政府绝不会让达赖分裂图谋得逞 ——在德国就达赖喇嘛转世等问题答《法兰克福报》记者问（2011年12月9日） 中国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 ——在比利时同欧盟官员、学者、记者谈达赖等问题（2011年12月12日）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2011年12月17日） 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2012年2月13日） 《十四世达赖言行评析》序 （2012年4月） 关于对达赖集团斗争问题 （2012年5月） 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口援藏工作 （2012年8月31日） 改改我们的文风 （2013年1月21日）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6月） 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7月） 要更多关注“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2013年7月19日） “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8月19日） 为什么不问苍生问鬼神？ ——谈保持共产党人世界观的纯洁性（2013年9月16日） 中国不容分裂 ——在比利时接受欧盟记者集体采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7日） 中国政府不会同达赖讨论什么“西藏问题” ——在瑞士接受《新苏黎世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8日） 没有国家尊严也就谈不上个人人权 ——在意大利同“自由社会”人权组织会见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 达赖集团是煽动制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 ——在意大利接受《快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 人民政协的民族宗教工作 （2013年10月29日） 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 （2014年2月19日） 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挂钩 ——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3月4日） 如果是现在，奥巴马还会见达赖吗？ （2014年3月20日） 处理暴恐事件要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 ——接受凤凰网资讯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4月2日） 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要综合施策 （2014年5月27日） 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 （2014年6月） 关于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业问题的几点建议 （2014年9月11日）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强有力武器 （2014年10月17日） “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2014年11月14日） 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 ——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2014年12月13日） 关注“丝路经济带”的民族宗教问题 （2015年12月8日） “活佛转世”最高决定权在中央 （2015年11月30日） 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 （2015年12月25日）
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 （2015年12月25日） 前不久，十四世达赖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国”（IS）其因“偏狭”伤害了伊斯兰教，但“仍有必要与IS对话，需要倾听、理解，给予所有的尊重”。达赖甚至大发奇想：“对要砍头的人如何倾听呢？只有用心来倾听敌人”。日前笔者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对达赖的此番言论进行谴责，达赖集团大为不快，伪政府发言人声称“歪曲、抵毁达赖言论是中共的一贯做法，所以不必为朱维群的疯狂言论感到惊讶。” 但是达赖集团对笔者的攻击无法阻止众多国际媒体对达赖奇谈的愤怒和嘲弄。俄国《奥德纳柯》杂志评论员写到：“笔者一直想知道谁会第一个想到，着手使那些在镜头前砍掉反对者的头颅、活活烧死俘虏、让十来岁的孩子执行死刑的人变得有人性。原来是一个被西方媒体奉若神明的佛教兜售者。”俄“诺亚方舟”网评论员质问达赖：“你要如何呼吁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人性的人进行人道对话？”该评论员怀疑：“达赖对该犯罪组织产生了敬仰之情”。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马尔斯·萨里耶夫指出：“达赖喇嘛呼吁与‘伊斯兰国’对话，事实上，这是公众人物通过声明使恐怖组织合法化。”以色列学者迈克尔·莱特曼强调：“达赖发表这样的言论，不是致力于和平，而是致力于战争。这只会导致更多战争和更多独裁暴力的发生。”“加拿大家园网”转载日本网友对达赖的尖锐质问：“您老人家是ISIS的同谋吧？到底是怎样的脑回路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乌克兰网民建议：“让我们派这个聪明人去敌方谈判吧！”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之前，2015年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促请有能力的会员国根据国际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特别防止和打击“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恐怖主义行为，摧毁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当多的地方建立的庇护所。达赖的言论，公然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相对抗，招致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是必然的。 问题还在于，达赖对现实和历史上的暴力恐怖行为及其制造者表示认同和赞扬，已经不是个别事件。1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多人受伤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与达赖是师徒关系，并在达赖推荐下使“奥姆真理教”成为日本政府正式承认的宗教团体。东京地铁惨案发生后，达赖公开说，他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仍是他的朋友。更有甚者，达赖在为庆祝自己75岁生日而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突然主动大谈起希特勒，声称：“希特勒，从本质上说，特别在他年轻时，一定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常人。”当记者追问：“你正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宽容吗？”达赖回答：“当然了！如果我一直对他持有憎恨是没有用的。”达赖多次公开表示，希特勒“本性深处也有慈悲”，“他的痛苦也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把他作为发更大慈悲心的对象。”今日之世界，什么样的人，才会对希特勒如此大发慈悲？ 达赖集团伪议会议员声称，中国关于达赖从未放弃过暴力的指责是谎言，“没有任何根据”。其实，对十四世达赖集团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集团的分裂主义历史，同时就是一部暴力恐怖主义历史。20世纪50年代这个集团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在其“自传”中对这场“和平起义”有绘形绘色的描述：“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装自己，部分战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他本人也曾“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逃亡国外组织训练“藏独”武装力量扰乱中国边境，为害14年之久，达赖在其“自传”中还抱怨“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中国进入新时期后，受到达赖宠爱、纵容的“藏青会”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并同克什米尔有关组织、斯里兰卡泰米尔组织、阿富汗基地组织以及新疆的“东突”等国际恐怖组织接触，寻求相互支持。达赖集团多次在西藏煽动策划闹事，其中2008年发生在拉萨的“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中，暴徒打死烧死无辜藏汉群众18人，打伤烧伤数百人。达赖不仅公然表示“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还造谣“中国军队冒充藏人搞打砸抢烧”，污蔑被烧的商店是妓院，被烧死的人是妓女，鼓吹放火有理，杀人有理。近年境外藏独势力通过境内少数寺庙煽动、制造自焚事件，达赖主持“特殊法会”，带头绝食，对自焚行为进行支持和鼓励，把一个又一个不谙世事的年青僧人、还俗僧人骗进火堆…… 以上超简约的回顾足以说明，达赖集团同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是撇不清的。当达赖又在鼓吹“倾听、理解、尊重伊斯兰国”的时候，善良的人们不可只当作一个笑话来听，而应当联系这个集团的过去和现在，对其真实目标和用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本文发表于《环球时报》。 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 （2015年12月25日） 前不久，十四世达赖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国”（IS）其因“偏狭”伤害了伊斯兰教，但“仍有必要与IS对话，需要倾听、理解，给予所有的尊重”。达赖甚至大发奇想：“对要砍头的人如何倾听呢？只有用心来倾听敌人”。日前笔者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对达赖的此番言论进行谴责，达赖集团大为不快，伪政府发言人声称“歪曲、抵毁达赖言论是中共的一贯做法，所以不必为朱维群的疯狂言论感到惊讶。” 但是达赖集团对笔者的攻击无法阻止众多国际媒体对达赖奇谈的愤怒和嘲弄。俄国《奥德纳柯》杂志评论员写到：“笔者一直想知道谁会第一个想到，着手使那些在镜头前砍掉反对者的头颅、活活烧死俘虏、让十来岁的孩子执行死刑的人变得有人性。原来是一个被西方媒体奉若神明的佛教兜售者。”俄“诺亚方舟”网评论员质问达赖：“你要如何呼吁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人性的人进行人道对话？”该评论员怀疑：“达赖对该犯罪组织产生了敬仰之情”。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马尔斯·萨里耶夫指出：“达赖喇嘛呼吁与‘伊斯兰国’对话，事实上，这是公众人物通过声明使恐怖组织合法化。”以色列学者迈克尔·莱特曼强调：“达赖发表这样的言论，不是致力于和平，而是致力于战争。这只会导致更多战争和更多独裁暴力的发生。”“加拿大家园网”转载日本网友对达赖的尖锐质问：“您老人家是ISIS的同谋吧？到底是怎样的脑回路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乌克兰网民建议：“让我们派这个聪明人去敌方谈判吧！”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之前，2015年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促请有能力的会员国根据国际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特别防止和打击“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恐怖主义行为，摧毁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当多的地方建立的庇护所。达赖的言论，公然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相对抗，招致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是必然的。 问题还在于，达赖对现实和历史上的暴力恐怖行为及其制造者表示认同和赞扬，已经不是个别事件。1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多人受伤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与达赖是师徒关系，并在达赖推荐下使“奥姆真理教”成为日本政府正式承认的宗教团体。东京地铁惨案发生后，达赖公开说，他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仍是他的朋友。更有甚者，达赖在为庆祝自己75岁生日而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突然主动大谈起希特勒，声称：“希特勒，从本质上说，特别在他年轻时，一定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常人。”当记者追问：“你正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宽容吗？”达赖回答：“当然了！如果我一直对他持有憎恨是没有用的。”达赖多次公开表示，希特勒“本性深处也有慈悲”，“他的痛苦也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把他作为发更大慈悲心的对象。”今日之世界，什么样的人，才会对希特勒如此大发慈悲？ 达赖集团伪议会议员声称，中国关于达赖从未放弃过暴力的指责是谎言，“没有任何根据”。其实，对十四世达赖集团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集团的分裂主义历史，同时就是一部暴力恐怖主义历史。20世纪50年代这个集团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在其“自传”中对这场“和平起义”有绘形绘色的描述：“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装自己，部分战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他本人也曾“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逃亡国外组织训练“藏独”武装力量扰乱中国边境，为害14年之久，达赖在其“自传”中还抱怨“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中国进入新时期后，受到达赖宠爱、纵容的“藏青会”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并同克什米尔有关组织、斯里兰卡泰米尔组织、阿富汗基地组织以及新疆的“东突”等国际恐怖组织接触，寻求相互支持。达赖集团多次在西藏煽动策划闹事，其中2008年发生在拉萨的“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中，暴徒打死烧死无辜藏汉群众18人，打伤烧伤数百人。达赖不仅公然表示“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还造谣“中国军队冒充藏人搞打砸抢烧”，污蔑被烧的商店是妓院，被烧死的人是妓女，鼓吹放火有理，杀人有理。近年境外藏独势力通过境内少数寺庙煽动、制造自焚事件，达赖主持“特殊法会”，带头绝食，对自焚行为进行支持和鼓励，把一个又一个不谙世事的年青僧人、还俗僧人骗进火堆…… 以上超简约的回顾足以说明，达赖集团同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是撇不清的。当达赖又在鼓吹“倾听、理解、尊重伊斯兰国”的时候，善良的人们不可只当作一个笑话来听，而应当联系这个集团的过去和现在，对其真实目标和用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本文发表于《环球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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