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_邵燕祥著_9787506388498

邵先生到1958年的自传，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着那个时代

我生于1933年6月。我生于忧患。

我出生之前，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队突袭沈阳北大营，随后占领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日本军队向上海发起进攻，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炸毁；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同年5月，日军沿长城攻陷中国军队阵地，占据了密云、怀柔，威胁北平，即将长驱直入，在华北大地上耀武扬威。

似乎遥远的北方近邻，在北半球拥有最辽阔疆土的苏联，已经强制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把成百万的农民和许多少数民族赶出家园，流徙异乡，对抗者遭到肉体折磨或消灭。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以社会民主党为最危险的敌人，致使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堂而皇之地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原先慕尼黑酒吧里的捣乱者要在整个欧洲逞凶了。

1933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杨铨（杏佛）遭暗杀，鲁迅明知自己也已列入黑名单，还是毅然前往杨杏佛的追悼会，随身没有带家门的钥匙。他的挽诗留下了“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句子，使我们知道当时连苍天也垂泪了。

就在这个多事的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的行营召开了南方五省“剿匪军事会议”，而中央苏区的共产党还正进行激烈的内部斗争，同时在所谓“查田运动”中乱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闹得农村里惶恐不安。

这就是我生逢的乱世。但我呱呱落地时自然一无所知。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小小生灵，在风雨飘摇的国运之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个人命运，有多少必然，又有多少偶然，简直谁也无法逆料。

几十年后回首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有一种决定人们命运的力量，中国版图以内，以至整个地球上千丝万缕枝蔓纠葛此起彼落互为消长的各种政治力量，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千百万普通人的离合聚散饥饱穷通，直到生或是死！

我生在北京。这个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在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仍是北洋政府的首都，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天无二日”，地无两京，北京改称北平。我是在古城改名北平期间出生的。但在我四周岁那一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建立伪政权，虽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却颁布了“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国歌”（《卿云歌》），俨然如伪满洲国又成一“国”，旋改北平为北京，也是要成为一“国”京都的意思吧。后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了标榜“和平，反共，建国”的伪国民政府，表面上统管了所有沦陷区，北京云云也就只有故都旧京之义了。

我小学六年全在日本占领下度过。所受的是奴化教育，首先倒不在于增加了日本教官和日语课，而是从历史教科书里删去了由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的记录，删去了一切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删去了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等字样包括蒋介石的名字。涉及历史——更不用说涉及抗日和民族解放、涉及对压迫者的反抗的书刊都遭查禁销毁。我们沦陷区的青少年，依靠亲友师长私下的教导，社会传闻，还有劫余书刊字里行间的消息，了解世界形势、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些事象，确认我们是在忍气吞声当亡国奴。偷听《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一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的小的，真是“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啊。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也“惨胜”了。此后，我们头上就总高悬着鲁迅尖锐的提问：“做外国人的奴隶不好，做本国人的奴隶就好么？”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

沦陷区成了所谓收复区

小时家里有一堆20世纪之初的出版物，不但有民国初年，还有清末光绪年间印行的。早期铅印只有句读没有新式标点，新闻纸已泛黄的；线装楷书石印密密麻麻的；通俗文言的，半文半白的，小说、时论，都是宣传维新的……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总要冒出多种多样的声音。

日本占领的后期，为了加紧控制舆论，也由于战时纸张严重匮乏，北京各家报纸合并成一种对开四版的《华北新报》，所有各种期刊合并成一种用骑马钉装订不套色的《中华周报》。

1945年“八·一五”后，最迟到9月间，在北平（这时北京又敏感地复称北平了），可以买到平津两地的许多日报，街上叫卖的报贩都喊出花儿来。我记得听说天津出了一种以鲁迅标名的报纸，但没看到过，好像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这些如雨后春笋的报刊，背景不明，但总归打破了万民缄默的郁闷，基调是欢呼抗战的胜利。重庆当局还只派来“先遣人员”，头号先遣官落地不久，就传出跟一位年轻风流的京剧坤角名伶的绯闻（那时候叫桃色新闻），我们是从小报的社会新闻版证实的。

接着，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各路接收大员的后续队伍络绎来到。正是唐诗人张籍所云：“战后几人归故土，惟有官家重做主！”他们在没收敌伪公产和私产（汉奸的私产叫作逆产）过程中中饱私囊，大捞特捞，人们概括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他们的接收也就被称为“劫收”。在这前后，还钻出一批所谓“地下工作者”，有的并没从事过抗日的地下工作，只是通过一定关系同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得到授权，或者压根儿就是冒充，一样的扬长过市，招摇撞骗。

我当时写了一个小品剧本，题名《流线型》，意即流行人物，题词“伊人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借用（也许谈不上借用，只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笨拙地摹仿）“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阿Q冒牌的把戏在咸亨酒店被人戳穿。这是1945年秋，我刚刚进了汇文中学读初一，见教学主楼安德堂前壁报连片，我一个人办起一份《五十年代》，请高中国文教师李戏鱼题写了隶书刊名；壁报由四张16开纸拼成，毛笔抄写，这个小品剧本占了一块版。其他三版的文字也是我独家经营，因为没保存下来，内容已经忘记，总之不是文艺形式，多半是时评、杂感一类。

这份壁报只出了创刊号。因为给《奔流》壁报投稿，那编者是高中的马宗汉，他约我帮他编文艺版；第二年，即1946开春我又参加了陈秉智、赵嗣良、张乃圣、李新民等组织的自由读书会，有壁报《自由周刊》，我自己就不再出壁报了。

汇文中学，壁报和壁报后面的课外社团十分活跃，在北平的中学里是突出的。后来甚至被称为中学里的“民主堡垒”。

汇文和慕贞，育英和贝满，崇实和崇慈，都是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相邻，原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私立学校，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将它们改归市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复原名。

这些学校本来就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汇文初创于1871年，当时称汇文学校，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现在一些历史专题片里，少不了从有限的老电影胶片中翻出的一个镜头：五四运动时一支学生游行队伍打着汇文的横标。段祺瑞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里，汇文有唐耀昆、谢勘两同学遇难（唐耀昆是六十年后一度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唐达成的叔父），校园里一直矗着纪念他们的方尖碑，日本占领时期，校方在碑上涂抹了一层灰泥盖住碑文，才保存了下来。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老校长高凤山又回来了，他是留美学生，教育思想开明，汇文有比较浓厚的民主空气，跟他的学养作风分不开。我当时完全不懂政治，尤其于政治的组织层面更是不甚了了。我如饥似渴地要读课外书，读原先不曾见的新书，参加自由读书会，却不知创办者之一的陈秉智那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且还是支部书记。我只把他们看作同样热爱文学、同样关心国事的高年级大同学。他们告诫我要警惕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我才多少感觉到事情——或叫斗争的复杂和严重。

战争和灾难的动荡年代使人早熟，锻炼人应付社会生活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变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则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长善观察、知进退、团结多数以打击敌对力量的政治智慧。我那些地下党的兄长们属于这一代，当时他们不过十七八岁顶多二十挂零，领导汇文等校的北平地下党中学学委李营（化名老丁）也不过二十多岁。有人说我也算是早熟，不对，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情绪化的，只是依凭朴素的正义感，作直觉的判断，跟着我信任的人走，在许多问题上几乎没有逻辑的过程。

在国民党抑或共产党、蒋介石抑或毛泽东之间作出选择，对每一个20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在1945年秋冬在同学中间毫不避讳对毛泽东的好感：“毛泽东的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蒋介石写得出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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