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85岁老人李东文的个人回忆录，详细记叙了他上半生的经历见闻、师友交谊、所感所思。他自幼遭遇抗日战争，避难他乡，饱经世事。解放战争期间，举家在两广避居直到新中国成立。建国后积极参与援建西北，曾入甘肃省干部业余大学学习四年，毕业后进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多年。“*革”期间误遭批斗，后调入中学教书。改革开放后在兰州大学新闻系教书。他的上半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反“右”、大饥荒、“文*”等重要历史时期，如今他将“这段血和泪的苦难历程”记录下来，颇具“历史注脚”的价值，尤其他在西北工作生活时间较长，对当地的历史、人文、习俗等有详细精彩的记录，具有很好的社会史料价值。
这部书可为读者打开一扇特别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窥见自1944年至1976年一位普通知识分子眼里的中国。它不像史书那么理性，又不像小说那样感性。它以真人真事贯穿始终，有血有肉有“体温”，有哭有叹有感悟，更是有情有义有思想，是一部极具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佳作。
序
父亲的这部书稿完成于17年前。这部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窥见自1944年至1976年一位普通知识分子眼里的中国。
这部书稿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我给几位好友看，他们也是一口气看完。它不像史书那么理性，又不像小说那样感性。它以真人真事贯穿始终，有血有肉有“体温”，有哭有叹有感悟，更是有情有义有思想！我认为这是一部极具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佳作。我敬佩我的父亲，他是一位有家国情怀的人，他是一位有社会担当的人！
我是父亲的小儿子，生于1960年，也是这书中的一个小角色。记得我8岁那年父亲的老友王起雷叔叔（书中多次提到他）有次来我家，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问我：“炜炜，你说这世界上啥最可怕？”我回答是鬼，被他否定了。他说：“木（没）人见过鬼，鬼长啥样那都是编哩。”我又说是狼，又被他否了，他说：“那狼多好看呀！浑身那毛可漂亮。”最后我说是蛇，他又说：“蛇也不可怕呀，那蛇皮多美，还滑溜溜哩！”我无语了，他最终的答案是：“这世界上人才是最可怕的动物，还长哩可难看，一会儿有毛，一会儿木毛……所有的动物都怕人。”当时我半信半疑，但没过多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起雷叔叔的观点深信不疑。事情是这样的——
有天早上我们二年级照例“天天读”（背诵“老三篇”），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我问前排座位一个小眼睛（比我眼睛还小）厚嘴唇姓王的同学：“你说伟大领袖拉不拉屎的？”不料这家伙突然大呼：“啊哟！这个反革命！”吓得我失魂落魄，慌忙捂上他的嘴。后来“讲数”的结果是我以后要给他当马骑。这是当时兰州娃娃们的一种游戏，俩人打架或摔跤，赢家骑在输家的肩上，一只手搭在输家头顶，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口中大声吆喝着“驾！”，在人群中招摇过市。很侮辱人的一种游戏。这小子真他妈狠，愣是让我给他做了整整一学期的马！一旦不从他便大呼：“啊哟！”我就立马吓怂了，乖乖听命。从那时起我开始防这世间最可怕的动物——人。
那时中华传统道德被当作“四旧”扫进所谓“历史的垃圾堆”。脑子里天天被灌输的就是“阶级斗争”“无限忠于”“造反有理”。记得当时妈妈所在的学校兰州女师有一个头号“走资派”叫宋兆芳，她是女师校长，她备受折磨，天天扫地扫公厕，许多小孩一见她就向她扔石头吐唾沫，其中不乏本身也是“黑五类”的孩子。她“平反”后不止一次对人说：“陈懿（我母亲）的两个儿子从来没打过我，别的孩子打我他俩在场就会护我。”我不大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觉得人都是善恶的综合体，只是由于本性不同善恶比重也会不同。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那些保持良善不变明辨是非者往往更多是普通工人和农民。
比如主动收留我保护我的陈妈妈一家，在她家时她和她八级钳工的丈夫陈伯伯经常跟我说：“你爸妈都是好人。”还有那两位主动送探监的孩子（我哥哥和他的小伙伴）回家的工人师傅，他们用默默的行动说明了他们的立场。再讲一件对我触动极大的事。我1981年第一次随母亲到广东过年，见到了我的四位舅舅，大舅叫陈慰盛，大舅母叫黄健英。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大舅去世时，我才知道了一个秘密：大舅同我没有血缘关系。大舅是我外公陈凤祥买来的长工，大舅母则是我外婆张丽卿从潮州买回来的童养媳。进入这个家庭后，我外公外婆完全把他俩当作自己的孩子，还给他俩取名，大舅的“慰”字和大舅母的“健”都是外公外婆亲生孩子的字辈（我母亲以前叫陈健华），他俩长大后，我外公外婆又撮合他俩结了婚，组建了新家。
20世纪50年代末，我外公蒙冤入狱，外婆含冤自尽无人敢收尸，是大舅和大舅母将外婆遗体偷偷埋在一个只有他俩知道的地方，而且在三年后又秘密将外婆遗骨“起金”用“金罂”二次葬。(按:此“金”为骨头之意，“罂”是容器名称。“起金”二次葬即挖开泥土取出全副骨头放入“金罂”二次埋葬。客家人的历史是迁徙的历史，为了方便带着祖宗的遗骨一起迁徙，客家人创造了起金二次葬的风俗。)直到外公“平反”后，他们两口子才说出这个秘密。1990年我外公去世后，我们将外公外婆合葬在一起，这事也主要靠大舅大舅母来张罗。过了几年大舅又去世了，我们把他葬在了我家墓地里，这里有外公外婆，还有外曾祖母（当地人叫“婆太”）。这块墓地在竹园村东面的山顶上，风景极美。在这块洁净的墓地上“阶级斗争”显得苍白无力。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性的光芒总是能闪烁在这些最底层的工农大众身上？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低读书少（或没读过），所以他们只“认死理”，而这些“死理”恰恰是中华传统价值观中最基础的部分，这些“死理”千百年来仅凭长辈们的口耳相传便可传承下来。所以底层的工农大众正是用这样的最普通的认知再加上他们没被污染的本性“屏蔽”了那些横行的邪说歪理。因此，“苟不教，性乃迁”，也得分教什么，教的是邪恶那还不如不教。
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是为序。
李 炜
2016年5月16日 中山大学中文堂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家乡沦陷
我们县城是1944年春天沦陷的。当时是杏子黄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麦子快熟了，汝河一带有一种说法叫“麦黄杏”。春天的汝河特别清，可以说是清澈见底，游鱼可数。那天早上，家里人起得特别早，五更天已把昨天准备好的东西装上了胶轮马车，三辆马车装了东西连坐人满满的。前面走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的是母亲、大妹、三弟和怀中抱着小妹的奶妈——王嫂。再前面走着三匹马：父亲骑的是棕色蒙古马“千里一盏灯”，大哥骑的是“四蹄踏雪”大青马，我骑的是黄色小川马。这一行人浩浩荡荡穿过县城的石板路，街道两旁所有的店铺封门闭户，整个县城像死一般寂静，显得马蹄踏着红石板的声音“踢踏、踢踏……”地格外响。出得城来，过了汝河大桥，回首北望，汝水缓缓从西门绕南门而过，宛若玉带，晨雾中依稀可辨红石基青砖砌成的城郭。不知怎的，生我养我的这汝水边的小城，我无数次看过她，为什么今天她是那么美，虚无缥缈，犹如仙境？！这一刹那的景象使我终身难忘。远处村庄的雄鸡报晓，此鸣彼应。本来是田园闲适的乐章，而今听来却揪心地难受。“国破方知山河美！”“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到南岸福音堂附近，碰上了金立时先生、金师母和可爱的“贝里”。我就在这所名叫斌英中学的教会学校读初中二年级。金先生是加拿大人，出生在杭州，其父母都是传教士。后来金先生回国读了大学后，又到此来任教。金先生是我见过的洋人中，汉学底子极厚的一个，而且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善良。由于我和哥哥两个人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所以父亲与金先生交往甚密。父子三人见了先生纷纷下马，行礼过后，父亲问金先生何往，先生曰：去漯河乘火车南下。先生很动情地说：“保重，保重！”从他那绿眼睛的泪花中，看出了他不愿说的话。此一去何时见也，就不得而知了。
天大亮了，中原大地一片丰收的景象，麦浪滚滚，由绿变黄，无边无际。公路两旁柳丝长挂，时不时能够听到几声鸟儿清纯的叫声：“布谷、布谷……”“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农夫依旧在忙碌着田里的活计，对“日寇”之将至，“亡国奴”的滋味，似乎是无可奈何的。可爱的伟大的可怜的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们，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若不去顾这眼前快要成熟的小麦，可怜一家数口，张口吃饭靠什么呢？
我们整整走了一天，这样的景色在中原大地，没有多大变化。从汝河边走到湛河岸，我们进的第一个村子叫“孙寨”，后来真正住的时间长的村子叫“洪庄杨”，一个在湛河南，一个在湛河北，都在河岸边。距此不远有一个渡口，古槐之下，有块石碑，上刻“子路问津处”。究竟孔子去楚国时，是否在此处渡河，就无法考证了。但这里是叶县境，即春秋楚国叶邑倒是真的。据我的启蒙老师戴石斋先生讲，襄城（战国为襄城邑）因周襄王避难于此筑城而得名，叶县则是叶公问政于孔子的地方。可惜至今我都没看过这两县的县志，不敢说是否有据可考。
“洪庄杨”是个寨子，寨东西的两门是主要通道。寨里居住着百十户人家，房舍多半是青砖青瓦，很少有麦草房。看来杨家是多年的书香门第。最显眼的是那寨中间的“花门楼”。这“花门楼”是名副其实的，雕木镂砖，金碧辉煌，颇像个宫殿庙宇。“花门楼”是杨家何人为官所建，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今天住在这里的少掌柜杨耀瞻先生，却是少年时期对我极有影响的启蒙老师。我们就是冲着“花门楼”来避难的。据母亲讲这杨家的祖母曾是我远房姑奶，论辈分我该称这杨先生为表哥。可是彼此年龄相差甚远，那时的杨先生已是三十岁左右的人了，加上后来真正成了我的老师，所以我一直以“杨先生”相称。他家住在靠西门的一院房子里，一进三院，过厅厢房，很是整洁，但不知为何空无人住。这院房比起我家是差了些，可这“逃难”时期，能有这住处也就很不错了。主仆能分开，厨房、马厩一应俱全，对我们这一家几十口人讲，实在是不容易找到的好去处。
这寨子很像个样子，寨门、寨墙、寨楼都很牢固。寨壕还可以通水，很像护城河。壕外高出两米多是个堤，堤上可以拉牛车，堤岸栽种着杨树、槐树、柳树，郁郁葱葱，煞是好看。河是在寨南淌过，离寨子大约还有半里路。这堤、这壕、这寨是为了防洪水，或是防土匪，或是兼而有之，我倒没有探究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寨西的那个乡学，距寨门三四百米，坐北向南，从建筑看显然是个庙宇改建的，但供过什么神已无从查考。院内苍松古柏，方砖铺地，甚为整齐。这乡学本是一所完小，由于抗战来了一批我们这些城里的中学生，也就成了“戴帽儿”中学了。中学班的学生基本上由两位杨先生教：杨耀瞻先生主教英语、代数、几何；另一位杨先生是耀瞻先生的堂哥杨敬斋先生——大杨先生，博学多艺，主教古文、历史、地理。大杨先生寡言而不修边幅，衣着颇似老农，秋冬之季毡帽、长衫、布鞋而已。他长于音律，二胡、板胡拉得极好。我听过他演奏的岳飞《满江红》，甚为悲壮。他也教我们音乐课，那“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几乎成了我们早晚集合站队时的校歌。
两位杨先生的国文底子，应该说都是很好的。他们都教过我们语文，只是敬斋先生偏重打基础，耀瞻先生更重视思想性。我跟敬斋先生学了《古文观止》的名篇如《秋声赋》《赤壁赋》等，皆能背诵如流。敬斋先生给我开讲的第一篇是李密的《陈情表》，当讲到“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时，他说：“长到四岁时，他舅逼着他娘嫁了人。”不知为什么，我把他这句通俗易懂的译文一记就是几十年。先生懂不懂训诂我就不知道了，但他把关键词“夺”讲成“强迫”“逼”是很好的。他和几十年后的国学大师赵荫棠先生，对我走上大学古典文学讲坛无疑都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恩师。
耀瞻先生从选文上重视教育孩子们的抗敌救国精神，实为难能可贵。我在他的教导下，第一次读到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催人泪下的爱国主义名篇。
沦陷区能有这么一块“避风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抗战后期，侵略者已经成强弩之末，加上日寇战线拉得过长，其兵力只能侵占一些县城，且侵略军多是蒙古兵、朝鲜兵这些“二狗子”和少部分汉奸。乡镇地方个别时候有鬼子白天出来骚扰，太阳一落山这些家伙就要回城退缩到“乌龟壳”里去了。再则，伏牛山一带地主武装很强，长枪、短枪、手榴弹均有，专门保护自己村寨，小股鬼子是不敢轻易进犯的。所以大敌当前是很少听到有土匪打家劫舍的。洪庄杨地处襄城、叶县、舞阳的三边地带，也就成了谁也管不了的“游击区”了。
有一次例外，那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月明星稀，秋风萧瑟，从东边百宁岗方向传来了阵阵枪声，说是鬼子要从这里渡河。全寨男女老少都跟着民团出了寨。我也辨不清方向，只是跟着大人钻进了高粱地。中夜月光时隐时现，露水很大，鞋全湿了，趴在高粱地里又潮又冻。说也奇怪，几百口子人，连怀抱中的婴儿，都吓得没有一点声响。地边田垄上趴着端枪的百十号丁男：有父亲、表哥，更有杨家的家丁、佃户。鬼子真的来了，他们骑着高头大马，约摸有几十个人，走的是大路，离我们有三四百米。连他们“叽里呱啦”说话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但他们不敢进寨，而实际上虽寨门紧闭，亦不过是一座“空城”。这算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日本侵略军。
这里消息闭塞，只能听到个别进城去的人带回来的一些传闻：有人说鬼子在平顶山一个山洞里，放毒气毒死了几十口子人，有老人，有妇女，连怀中吃奶的婴儿也不放过。又有人说：鬼子在颍河边一个村子找水喝，打一家的门没有开，跳墙过去一刀砍死了八十岁的老汉，进屋又把孙媳妇怀抱的娃娃用刺刀挑了，然后十几个鬼子像野兽一样轮奸了这个媳妇。我听得咬牙攥拳，恨不得快快长大，端起枪，杀一个鬼子抵一条命！
这时期，我最好的朋友是二表哥王柳松。少年时期，我就认为他很神气。那年他好像是国民党军校七分校毕业，穿了一身陆军军装呢，脚蹬黑皮鞋，腰系武装带，佩了一把短剑，威风凛凛走进了我们家门，端端正正向我父亲行了个举手礼。我站在旁边爱不释手地摸那短剑，只见那剑柄上还刻着“蒋中正赠”四个字。表哥善意地用手捏了我一把，这我才意识到当父亲的面是不能提“蒋介石”的。
后来表哥一直在抗日部队里供职，家乡沦陷时，他是刚刚打了仗，赶回来找我们才到了洪庄杨。表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骑马、打枪很有一套，所以我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玩。我能抓鬃跃上那没鞍没辔正在奔跑的赤条马；我能用左臂托着驳壳枪，单打那树上的横枝条，都是跟着二表哥苦练出来的。日落西山，放学回家最大的乐趣，就是跟二表哥到湛河岸边骑马、打野兔。东坡当年密州出猎，是“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我也发发少年狂，策马奔驰，如疾风闪电，又习练骑射，待他日报国杀敌，驰骋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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