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福建卷_《中国海洋文化》编委会编_9787502791094

　　《中国海洋文化福建卷》讲述了福建省各个方面的海洋文化特点。具体从海商文化、海防文化、渔盐文化、海神信仰、航海文化、造船文化等方面，讲述了福建海洋文化的特色及从古至今的演变发展过程。

　　《中国海洋文化福建卷》：
　　元代统一国家以后，经商的风气席卷全国，下至平民百姓上到达官贵人都争相从事商业活动，甚至皇室贵族也将钱物交由商人代理经营。“重商主义”的浪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农本商末的思想在元代被颠覆，商人获得了较高的地位。
　　元政府的宽松政策，使福建人民参与海外贸易的热情越发高涨。“舍本农、趋商贾”“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们宁愿不做官也要做一获利丰厚的商人。当时沿海地区各官僚“行省官人每，行泉府司官人每，市舶司官人每，不拣什么官人每，权豪富户每，”或“自己的船只做买卖去呵”，或“勒令舶商户计稍带本钱下番”，从事海外贸易甚为普遍。海上贸易也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来源。
　　元代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商业气氛最为活跃的时代，根本在于元朝统治者对商业的重视。其一，与宋时统治者“以补国用”的态度截然不同，元朝统治者鼓励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获得更多的物产。在此心理基础上，元官方不断派遣使者到海外获取这些物品。1270年，元军尚未下江南，元世祖就派遣使臣“持金十万两”“市药狮子国”，其后又“每岁下番使臣，进贡希奇物货”。1320年，“遣马扎蛮等使占城、占腊、龙牙门、索驯象”。元朝统治者热衷于海上舶来品，希望保持一条顺畅的通道，以进行奢侈品流通，派出的使臣交驰穿梭于海上，足迹遍及海外诸国，甚至远达东非和北非，航海贸易之盛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其二，蒙古入主中原之后，更加重视商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商人处于四民之末的思维定势，商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当时政府禁止北方人民迁居南方，却允许商人南下贸易，南方人也可以到京师贸易。政府还下令鼓励商业发展，禁止沿途官司刁难，要求在商旅往来的要道及旅馆驻扎骑步兵，检查登记，确保旅客安全。为吸引外国商人积极到元经商，忽必烈曾诰谕海外诸国：“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在元朝对商业如此重视的氛围下，福建的地位由此在中国版图上进一步得到凸显。至1278年，设立福建行省，这对福建海洋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福建海洋商帮由此在元朝走向鼎盛，参与贸易航船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两宋时期，大批闽人远赴海外或经商或定居或游历，把中国物产和文化带到各地，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可·波罗谈到福州和泉州时说，当地的土特产品和进口商统治者积极推行鼓励开荒，福建的耕地面积和产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需求，福建人民引进了占城稻、经济作物，其中棉花、甘蔗、茶叶和水果都是全国闻名的产品，并通过水运或陆运，贩销全国各地。商业活动也促进了福建海商的成熟，出现了实力强大甚至影响到改朝换代的官商合一的海商。
　　因而，元代福建海外贸易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大发展。统治者重视造船技术发展，福建的造船、航海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客商在船上十分拥挤，到了元代，载货9000石的船已很平常。
　　泉州商船以良好的载重和远航、续航性能，成为商人争相乘坐的船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甚至非洲东南海域都有福建船舶活动的影子，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居于世界首位。《岛夷志略》记载了元代海上航运的情景：“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象胥（翻译）以译其语言。惟有圣人在乎位，则相率而效朝贡互市。虽天地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 统治者征服了四夷，同时获得他们对帝国繁华的崇拜与向往，异国商人也纷至沓来。元朝商人通过海、陆与亚洲、非洲、欧洲和阿拉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往来，尤其以泉州、广州与波斯湾之间的商船往返极为频繁，海上贸易异常活跃。伊本·白图泰等笔下的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他说他看到刺桐港内停泊着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而福州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北人口来往频繁，马可·波罗描述说：“此城建造了不少船舶，载着货物一尤其是糖，在河上行驶。也有从印度来的商船，经常往于此地与半岛之间。商贩带来了珍珠、宝石、香料进行贩卖，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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