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曾言：“在专业范围内我有六大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间思想史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研究。专业之外我有五大关怀，形成了五大关系——我与北大、我与贵州、我与青年、我与中小学教育，我与当代政治。”
　　钱理群先生把20世纪“我的故事”和“中国故事”相互参照之后的真诚表达。先生从个体人生体验出发，讲述了一个个关于个人、家庭与民族的故事。对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深刻关系的思考，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本书是《我的精神自传》姊妹篇
　　◎本书内容翔实，披露了不少钱先生之前未曾披露过的故事。
　　◎钱理群先生首次全面回忆自己的人生、家庭、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折射中国当代社会史、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本书

　　钱理群，祖籍杭州，1939年生于重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等。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钱理群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省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上篇 走过的路
第一章 我的家庭和读书时代
一、我的家庭
二、一切都从那时开始
三、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
四、四十年前的历史叙述
——关于“我的大学时代”
第二章 北京—贵州—北京
一、永存赤子之心
——我的中学经验和贵州经验
二、我的“文革”记忆
三、走出贵州：我和王瑶先生的相遇
四、走上治学之路
第三章 执教北大
一、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二、1981—2015年纪事
第四章人生如梦：总结我走过的路
一、童年的大自然之梦和教师梦
二、少年时期的文学梦
三、青年时代的学者梦
四、终于变成现实的学者与基本总结
第五章 我的忏悔
一、哦，你是我的父亲
二、无以表达的悔恨
——奉献于三哥的灵前
三、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
四、示众
——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五、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六、我的隐痛
——在北大最后的讲课
七、一封寄不出去的信
中篇 学术生涯
第六章 学术研究的三承担
——和北大研究生的一次谈话
第七章 我的文学史研究
一、独立文学史观的追寻（1985—1995）
二、新的目标与选择（1995—2002）
三、新的总结与开拓（2002—）
四、尝试与创新：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文学史
第八章 和鲁迅相遇：我的鲁迅研究
一、我与鲁迅
二、接着鲁迅往下讲
三、世纪之交的第二次相遇
第九章 有缺憾的价值：我的周作人研究
一、困惑中的研究
二、在周作人研究上的学术追求
三、我的周作人研究的命运
第十章 生命意识烛照下的写作
——我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
一、《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写作追求
二、《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的试验
三、《1948：天地玄黄》的新开拓
四、《1949—1976：岁月沧桑》的新跋涉
五、以《我的精神自传》作总结
下篇 社会关怀
第十一章 精神梦乡的爱与恨——我与北大
一、讲鲁迅：我和北大学生的精神联系
二、我的北大历史与传统研究
三、我的大学观
四、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民间纪念活动中
五、关于北大改革的三次发言
第十二章 “报春晖”的意义——我与贵州
一、大地的养育
二、认识脚下的土地
三、关于贵州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发展的遐想
四、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
第十三章 我与青年
一、青年对我的意义
二、讲鲁迅：我和青年联系的精神纽带
三、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四、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与反省
附 也是“沉潜”十年：我与青年志愿者
第十四章 屡战屡挫，屡挫屡战：我和中小学语文教育
一、无意的介入：从服务开始
二、被动又主动地参与“中学语文教育大讨论”
三、遭遇持续一年多的“大批判”
四、我的坚守(之一)：编写课外读物，推动民间教育改革
五、我的坚守（之二）：参与“网络评价”试验，关注网络教育
六、我的坚守（之三）：到中学开选修课
七、我的坚守（之四）：关注打工子弟教育、农村教育、西部教育
八、我的坚守（之五）：面对语文教育改革的新危机
九、我的坚守（之六）：关注中小学教师
十、最后的“告别”
第十五章 知我者谓我心忧——我的“年度观察史”写作
权当“告别词”（代跋一）
答贵州“小朋友”问（代跋二）附录
我心向往之的是创造对当代中国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
——钱理群访谈录 郑雄/采访整理
钱理群著作目录 钱理群编纂目录

　　第三章1981—2015年纪事
　　1981、1982年
　　这是我的自述：“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于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2002年后退休，又回归中学与贵州。”
　　1978年回北京读研究生，并于1981年毕业，留校担任王瑶先生的助手。但一入学，王瑶先生就教导说，要沉住气，北大的传统是“后发制人”，没有准备好，就不要乱发文章。因此，直到1982年还没有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就因为研究生同学张全宇英年早逝，而写下了《悼“第一个倒下者”》这篇没有发表，也无处发表的悼文。其中谈到“历史要求我们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就已经隐含了我一生的定位：“历史的中间物。”
　　1985年
　　直到这一年，我才真正准备好了，开始在学术界、思想界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这已经是1978年攻读研究生学位七年以后。如果加上1960年大学毕业在贵州苦读十八年，足足准备了二十五年。
　　这一年春，我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一年连续两个学期，我在北大独立开课，讲授《我之鲁迅观》，并在讲稿基础上整理出《心灵的探寻》一书，“它是我对鲁迅的第一个独立发现，我也第一次发现了我自己”，“这是我的《狂人日记》”（《再版后记》）。
　　《后记》写于1986年年初。日本鲁迅研究的前辈丸山升先生当时就指出，我写《心灵的探寻》一书，主要用意都集中在这篇《后记》里，他是对的：我其实正是要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来清理我和青少年时代两个精神之父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其中要竭力摆脱“文革”在心灵上的阴影的欲望是极其强烈的，这也是8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
　　《心灵的探寻》对我的学术意义也是重大的。它确定了我的学术与文化使命：“做沟通鲁迅与当代中国青年心灵的桥梁。”它所试验的“典型现象”“单位观念、意象”的研究法，也成为我以后始终坚持的基本研究方法。
　　1988年
　　1986、1987、1988连续三年都是这样度过的：一面紧张而愉快地写着《周作人论》与《周作人传》，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一个爆发期；一面却依然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家人的调动，住房，等等——所困扰，更由此照见了自己的胆怯无能，卑琐平庸而自愧。因此，写下一篇短文：《我的那间小屋》。
　　1989年
　　这一年，我五十岁。
　　在我的生日——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三十）晨，写完《周作人传》最后一个字时，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又是一次艰难的精神清理：周作人研究唤醒了我家庭的影响和幼小的教育所播下的对个性独立与自由的近乎本能的追求，和我所受的革命教育发生了激烈冲突；但周作人的失足又引起了我对排斥民族、国家、群体意识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反思和警惕。
　　这一年，整个中国都卷入了社会的大动荡。在事件发生前，我已经感到隐隐的不安，连续写了《现实的危机在哪里》《由历史引出的隐忧》等文，这大概是我最早写的时政、思想评论文章。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良好的自我感觉相反，我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审视，提出了“在中国，要‘启蒙’，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的命题。
　　1990年
　　王瑶先生在那样的历史时刻骤然离世，在本来就已经十分沉重的心里，灌入阵阵冷气；我特别感到自己的无助，顿时有一种“大树突然倒了”的恐惧，并且分明感到，随着先生的远去，一个时代，那个启蒙主义的、理想主义的80年代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了依傍，一切都要自己独自面对，“在我们多少‘明白’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明白’了多少事情！）一点以后，就挺起身，走下去吧——走自己的路”！（《从麻木中挤出的记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1991年
　　这一年依然处于“生命的低谷期”，精神的痛苦未除，又遭遇病魔的袭击，终于躺倒在手术台上。病后就有了先前没有过的“要赶快做”的念头。《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写作不仅圆了我少年时期的戏剧梦，更具有了“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证实”的性质。我也终于通过这样的研究与写作，走出了时代与个人的“郁热”氛围，进入生命的“沉静”状态，开始了新的思考与创造。
　　1992年
　　这一年，迎来了自我学术、思想、生命创造的一个新的高潮，其标志是完成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这是我对“这些年来，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历史巨变”所提出的时代重大课题：“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一个学术的回应；是对我自我精神结构中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一个发现和自觉的反省和清理；是我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开始；是我的学术视野从中国向世界的扩展；是文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相互渗透的一个尝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命题，是我的学术中思想含量最大的一部著作。或许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自觉追求，也就成为我写得最为吃力的一部著作，是最露馅、最能暴露我的知识结构缺陷的著作，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超限度、超常规的写作，因此只此一回，再也写不出类似的著作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自我挑战的、富有想象力的写作，是我最为向往的，即使粗糙，毛病多多，无法重复，我也满足了。
　　1993年
　　也许只有到1993年11月24日写《压在心上的坟》这一刻，我才意识到那沉重的死亡记忆（二十七年前和几年前的）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和学术，是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梦魇。同时，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贵州这一方土地，和青年这个群体之间的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它也必然要渗入我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中，或许我以后的学术发展与变化，也就在这一刻悄然不觉地开始了。
　　1994年
　　应该说，1993、1994、1995年连续几年，我都沉浸在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反思、反省中。《中国知识者的“想”“说”“写”的困惑》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反省的对象，是启蒙主义。这既是对自己一直坚持的启蒙主义立场的反省，也是对80年代启蒙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思。其实，这样的反省、反思，我在80年代末即已开始，1988年就写过一篇《启蒙者的两难选择》（收入《压在心上的坟》）。但到90年代，我要作这样的反省，是很容易被误会的。因为此时兴起的保守主义和后现代思潮，都在猛批80年代的启蒙主义。因此，我既要反省启蒙主义，又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我依然从鲁迅那里吸取思想资源，强调了鲁迅的“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后来，我又明确地将其概括为“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并以此作为我自己的基本立场。但我得承认，在1994年的这篇文章里，我的重心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言说的困境的揭示，对启蒙主义进行质疑。我的朋友王富仁先生因此对我发出忠告，他说得很诚恳：你的质疑固然有道理，但现在大家都在否定启蒙主义，你我两人即使明知其有问题也得坚持啊。
　　1995年
　　1994至1995年间，应韩国外国语大学之邀，任中文系客座教授。这样，我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根本性的思考和无顾忌的自由写作，因此，写有《异国沉思录》。最重要的是，我开始着手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我看来，未能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彻底的研究，是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一个重大失误，而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都使得毛泽东研究具有特别的迫切性和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在连续写了《心灵的探寻》《走进当代的鲁迅》等著作，对“我和鲁迅”的关系进行了基本的清理以后，也迫切需要处理“我和毛泽东”这样的也许是更为根本的精神与生命课题。
　　1996年
　　1995年年底，我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开始写《毛泽东：世纪中国遗产》一书时，一个突然的约稿：谢冕先生主持《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希望我加盟写“1948年文学”一书，改变了我的写作计划，并于1996年写出了《1948：天地玄黄》这本新书。但细想起来，这样的变更，也非偶然。首先是毛泽东研究的难度太大，实际上我并没有准备好，这样突然刹车，倒是个明智之举。而在完成了《周作人传》以后，我就开始了4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我当时的计划是以此作为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开端。尽管已经准备了五六年，积累了大量材料，却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就始终未能提笔。而谢冕先生“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设想，就突然激发了我的文学史想象和写作热情，我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也就是说，《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写作冲动，是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这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是第一次，尽管我每写一本学术著作都有写作形式的追求，但以此为主要动机，却是少见的。这本书，也是我的又一本特具想象力的著作，是我格外珍惜的。
　　1997年
　　1997年，是我的学术研究、写作，以至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捩点。有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这种转变的宣言。《我想骂人》，倾诉的是，作为“宁静的学者”的“内心的疑虑，担忧，恐惧和悲哀”，因此，“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学院的大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从单纯的学院学者，转而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也就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因而加大学术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时追求更接近自我本性的精神境界：“独立自由意志的高扬，批判精神的充分发挥，大爱与大憎的结合。”这自然也要付出代价：平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通过对“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回顾（我正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强调“民间思想者存在的本身，对于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不可忽视与抹煞的价值”，这就预示着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参与和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运动，进行民间思想的历史与现实形态的研究。
　　1998年
　　我的介入现实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借北大百年校庆之机，推动一个“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和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的民间纪念活动，以冲破80年代末以来北大校园沉闷、窒息的空气，对新一代的北大学子启蒙，发扬“科学，民主，自由，独立，批判，创造”的五四精神。除了和一群老师与同学编写剧本，将蔡校长的形象重归北大舞台外，我还作了《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鲁迅《野草》里的哲学》等学术演讲，并开设了《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课程，试图“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在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思想文化教育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强烈反响。发表在《读书》上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是引起许多共鸣的一篇。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也是我这一时期所写的思想、文化评论中比较引人注意的一篇，对于我自己却有特殊的意义。我说过，我的写作，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还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偿还我年轻时候因为被迫“划清界限”而对父母兄长所欠下的债。我先后写了《哦，你是我的父亲》《这也是一种坚忍和伟大》《无以表达的悔恨》《哭好哥》等回忆、纪念文字（收入《压在心上的坟》《世纪末的沉思》），而这一篇为纪念父亲编辑的《钱天鹤文集》而写的文章，则从历史观和伦理观上作了理论的清理，算是对父母的在天之灵的一个交代吧。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是对80年代的学术，特别是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当事人的反思，因此为学界所瞩目，这些年更经常被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所引述。
　　1999年
　　这一年，我六十岁。因此，编有《六十劫语》一书，在以此为题的“代序”里，对自己的“六十年”作了一个总结：一生“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联系的主要纽带，就是鲁迅”。这样，“贵州”“北大”“青年”“鲁迅”就“构成了我的生命的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术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里面了”。文章还宣布：“经过十数年的苦苦探索与体验，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由外在的理性认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这是一次自我的‘安身立命’。把‘个体精神自由’确定为彼岸性的终极追求，这也就确立了在中国现实变革运动中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的批评立场。”
　　2000年
　　这一年，我“运交华盖”：先是全国性大批判，原因颇为复杂，这里且不论，最后是权力出场。幸而我身处北大，在中文系领导、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保护下，我依然保留了教书的权利。
　　《我在做这些事——2000年总结》，就是对我的批判者的一个回应。批判者杀气腾腾地问：“他们要干什么？”我从从容容地回答：我在“咒骂声不绝于耳”中做自己的事情。做什么呢？为中小学生编写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借以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思想启蒙。我说过，“在自己历经沧桑、步入老年时，又处于世纪之末，我越来越感到，或许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做点事，才是更为实在而有意义的——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唯一没有、也不愿、不敢看透的一点”，“把民族和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给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的心愿。
　　这一年的生命体验，最后凝结为一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相互搀扶着：这就够了。”2001年
　　但在２０００年年底，我还是因为身心交瘁而病倒了。但正是在病中，我第二次与鲁迅相遇（第一次是“文革”后期），我又获得了超越苦难，从低谷逐渐走向高山的生命体验。２００１年年初，大病初愈，我就“带着伤痕累累的丑陋面孔”，迫不及待地走上北大讲台，讲了一年的鲁迅，最后整理出了《与鲁迅相遇》一书。我在北大连续十七年给前后二十一届的学生讲鲁迅，其中影响最大的三次都结集成书，这就是１９８５年的《心灵的探寻》，１９９８年的《话说周氏兄弟》，以及２００１年的《与鲁迅相遇》，我的讲课和写作风格也逐渐从峻急走向从容，但内在的批判的、怀疑的精神，则始终如一。2002年
　　终于到了和北大告别的时刻。
　　2002年6月27日上完了最后一课。当天北大校园网上，学生发了六百余条帖子，许多学生都说“钱老师一路走好”，听起来颇有悼亡的味道，我并不在意：我懂得学生的意思。也有学生说：“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愿意接受的也就接受了，不愿意接受的，大家也不在乎了，也该退休了。”说的是实话。最让我动心的是学生的这句话：“一位最像老师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师。”我一辈子给学生写了无数评语，最后得到了学生这样的评语，我满足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生命的结束，又是新的生命的开始。
　　学生问我，退休后，你要去哪里？我说，要回家，要去中学，要到贵州，去“追寻生存之根”，后来这就成了我的《退思录》的书名。
　　2003年
　　退休后，第一程是去贵州。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那是我的第二故乡。2003年，我和贵州的友人一起编了《贵州读本》，然后带着这本书到贵阳和黔南、黔东南、遵义、安顺，和当地的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贵州。那里有“文革”后期民间思想村落的老战友，还有这几十年陆续结识的老、中、青三代新朋友，他们这些年重又聚集起来，从事新农村建设的实验，进行地方文化的研究和地方文化散文创作的新探索。我去那里，既给予精神的支援，更不断吸取新的精神资源。我曾经写过一篇《“报春晖”的意义》，“‘报春晖’，不仅是一个‘回报’，一种‘给予’，更是一个‘回归’，一种‘获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重新建立我们与中国这块土地，与中国农民的血肉联系”，“重新寻找我们自身的根：我们事业的依据，我们做人的依据”。
　　在学术与写作上，我也因此大有收获。我先后写了很多文章，纵论“贵州发展道路”“贵州大学教育”“中国乡村建设和改造之路”“地方文化研究”，具体探讨“屯堡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当代以“小城故事”为中心的“文化志散文”的意义，并和友人一起提出了“构建地方文化谱系”的命题，最后结集为《漂泊的家园》（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
　　2004年
　　回归中学，这是我的第二个夙愿。2004年三四月，我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与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一起，开设了“鲁迅作品选修课”。取得了经验以后，2005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分别讲了一个学期的鲁迅。这是一次自觉的教育试验，目的有三：一是倡导“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沟通大学与中学教育”，二是探讨“高中选修课”的教学，三是尝试“把鲁迅的精神扎根在孩子心上”。对我来说，也有三个意义。一是对中学教育改革的关注与参与，由理论鼓吹到亲自实践。二是自我生命的回归，用我的诗意的说法：中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我们在人生的初夏时节从这里出发，到生命的暖冬重新栖息于此。三是我对鲁迅认识的深化与传播鲁迅的大计划的重要环节。在我看来，鲁迅属于为数不多的民族精神原创性、源泉性的文学家、思想家，如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应该是国民基础教育的基本教材，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工程的重要组成。而且，鲁迅著作是需要读一辈子，常读常新的，在人的生命成长的不同阶段，和鲁迅有着不同的关系，与相应的不同的阅读内容、沟通方式。我因此在退休后，用了极大精力，编写了“鲁迅读本系列”，即《小学生鲁迅读本》（和小学教师刘发建合作）、《中学生鲁迅读本》（和几所中学老师合作）、《鲁迅作品十五讲》（供大学生学习用）、《与鲁迅相遇》、《鲁迅九讲》（供研究生和成年人阅读与研究参考）。我的讲稿也整理出《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一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
　　2004年我还参与北京师范大学志愿者组织“农民之子”主持的“首届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的工作，欣然担任评委会主席，为部分入选作文写评语，打分，还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与颁奖大会，作总结发言。这是我退休后做的第三件大事：参与民间青年志愿者运动的开端。以后，我的参与越来越自觉和主动，“农民之子”外，还先后和“西部阳光行动”“晏阳初乡建中心”“梁漱溟乡建中心”等志愿者组织发生了密切联系，举办讲座，培训骨干，参加论坛讨论，为丛书写序，担任指导教师，等等。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志愿者提供思想资源，进行理论总结，提倡和参与构建“志愿者文化”。因此，写了大量文章，如《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和青年志愿者谈鲁迅》《关于新一代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我的两个提醒》《我们是谁》等，在青年志愿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准备结集为《论志愿者文化》一书。
　　2005年
　　退休后的回归其实主要还是回到家里，无论是参与地方文化研究，关注中小学教育，还是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都只是社会工作，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己和老伴一起过日子。在享受日常家居生活之乐之外，主要兴趣有二，一是旅游，二是读书、写作。
　　每年有旅游，每游必摄影，并编有《钱理群摄影集》，且精心命名
　　于是，也就有了两种自我表达的方式：用摄影表达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又用文字、著作表达自我与社会、历史、人生，与人的关系。退休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于学术研究中，而且可以冲破禁区，研究自己最想触及的课题。于是，就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民间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本年所写的《我的精神自传》，其实就是一部“关于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不过是以“自己”作为一个审视点，是计划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1949年以后）”系列著作的重要部分。退休后虽然基本上不参加我的本专业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会议，自觉与学界保持距离，却依然钟情于学科，写了《钱理群讲学录》与《钱理群论现代文学研究》二书。有意思的是，我的所有这些自称的学术著作，都不按正规的学术著作的写法，而自创“自传体”“笔记体”“现场观察记录体”“演讲体”，这既是有意为之，也是因为退休后就可以不守规矩了。
　　2006年
　　退休后的写作，还有一种重要文体，就是“思想学术随笔”，我统称之为“退思录”，从字面上说，就是“退休以后诸多感想的记录”，也还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我曾经多次说过，退休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而且因为与现实生活、学界都有一定距离，不但旁观者清，视野也可以开阔些。
　　2007年
　　尽管退休后我竭力做到自行其是，但仍受到极大限制，所谓“体制外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我很清楚。因此，经常说我所做的一切，特别是所谓社会工作，对我自己的意义是高于社会意义的，而其价值意义又是高于实际作用的。我的那些文章，也如鲁迅所说，是“如一箭之射入大海”，成效是非常渺茫的。因此，2007年的这篇题为《我为什么屡战屡挫，屡挫屡战》的演讲，不仅是指我退休后在教育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的结果，而且可以看作我退休以后的境遇，以至命运的概括的。而我的“屡挫屡战”，也不过是鲁迅所说的“反抗绝望”，而且也像鲁迅讨论活着的理由时所说，很大程度上，是为反对者所做，而活着的。自从我介入中小学教育以来，总是有人要把我赶出去，而我偏偏不走，中学不行到小学，城市不行到农村，反正就要坚守在教育岗位，死而后已。这大概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2008年
　　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发生了许多事。对这些事，我都做出了回应，作了三大演讲，而且都是应志愿者之约而作：《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的思考》《奥运会后的思考》《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这样频繁地和“当今之中国青年”对话，或许有偶然的因素，但也和我的两个判断有关。这就是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讲里所说，“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而经济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也走到了十字路口，面对着“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的四大重建任务。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年轻一代——80后、90后的青年，“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2008年至今中国与世界发生的更多的事情，都证实了我当时的判断，我为此忧心如焚而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经验教训，把我们感觉到的危机，如实告诉他们，发出我们的预警。正是和当代青年这样的精神联系，有力地抑制了我内心深处越来越深重的悲观与无力感，并依然保持着对时代新问题的敏感、新鲜感，和生命的活力，这也是我抗拒身心衰老的一种挣扎，只不过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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