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7）：经济建设史_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李刚，魏鹏娟编_9787509835784

　　中共中央在延安经济建设13年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军民共同创造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财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迪。这些经验和启迪概括起来就是：一、客观分析判断形势，正确处理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开展经济建设，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政策基础；四、经济建设要与人民利益相结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广大民众参与经济建设，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社会保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完成了将中国革命大本营落脚到陕北的伟大壮举。在中共中央指导下，1937年9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揭开了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经济建设的伟大篇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历时13个春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1阶段：1935年9月到1937年5月，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初期的经济建设。这一阶段主要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此前陕甘苏维埃政府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纠正，使陕甘苏维埃政府领导的经济建设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并集中力量解决红军到达陕北初期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通过恢复和发展陕甘苏区的经济，保证陕甘苏区军民所需，为中国革命大本营落脚陕北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第二阶段：1937年9月到1945年7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随即开展了陕甘宁边区全面的国民经济建设。在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力争外援，休养生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政策引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开展以“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建设，使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商业和金融业活动以及交通邮电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阶段：1946年6月到1948年3月，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这一阶段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通过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解放战争的物质供应和军民生活，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充分的物资保证。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经济建设，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道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13年；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依靠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13年；是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自力更生，浴血奋斗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13年。在这13年里，我们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1代领导集体正确指引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大胆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成为指引中国革命和边区经济建设的灯塔。在这一正确理论指引下，我们党在毛泽东带领下，创造性地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为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的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指导下，我们党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利用边区政府独立自主的合法地位，进行制度创新，形成了符合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实际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以及与这些制度、机制配套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军民各个方面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使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蕴藏的创造财富力量充分涌流出来，使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军民发展生产的热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使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军民因此而获得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和追求生活幸福的机会。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令全国和世界惊叹的辉煌业绩，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充分的物资保证，而且为夺取全国胜利积累了相应的资产和宝贵的经验。
　　中共中央在延安经济建设13年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军民共同创造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财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迪。这些经验和启迪概括起来就是：一、客观分析判断形势，正确处理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开展经济建设，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政策基础；四、经济建设要与人民利益相结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广大民众参与经济建设，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社会保障。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7）：经济建设史》：
　　1934年1月，“二苏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亦明确规定：“一切苏维埃的商业机关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发生多方面的关系。苏维埃政府除以关税政策来调剂各种商品的输出入外，保证商业的自由，并鼓励各种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自动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但是，由于战争的紧迫和环境的险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些正确的私营经济政策，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此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私营经济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调整。同年11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主要内容有：“1.-切工商业的捐税完全取消，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2.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地到苏区来营业；3.除了粮食及军用品外，苏区的出产品均可自由输出；4.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布告还指出，苏维埃区域并不是像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禁止贸易”、“不许买卖”、“没收商人财产”，等等。相反，在目前苏维埃区域里面，商人和资本家不仅有极大的营业自由，甚至不收任何捐税。这表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真正有决心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真正实行“实业救国”的政府。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对私营经济更有了新的明确规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使得全国人民明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初步总结了党在私营经济问题上的曲折认识与实践，提出了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并从理论的高度做了进一步阐明。毛泽东指出：“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标志着我们党关于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思想的基本确立，同时也代表着党在十年内战时期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与政策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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