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_程连升著_9787509837689

　　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虽然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但也不乏自己的国情特点和部分变通。
　　不能把计划经济的历史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这两个时期的错误实际上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无关，也不代表计划经济的历史全貌。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济上具有“奠基性”“公共性”和“备战性”特点。
　　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阶段，对现代化建设起到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重要作用。任何经济体制都存在时空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属必然。

　　20世纪是中国全面回应世界现代化潮流挑战的世纪。在中华民族外侮频至、内乱不息的生存状态下，启动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建立集中统一的、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政权，确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范式，以国家政权的权威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事业。由此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寻路”的历史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的现代化将由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指导，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组织推动，进入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路径。然而，社会主义范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什么？当时还缺乏基本的经验和准确的认知。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寻寻觅觅，不断积累和丰富着经验。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之后，由计划经济转向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经济，最终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上述两次转型之间，甚至第二次转型的前期，是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发挥配置作用的时期。这_时期，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效率上和国民物质福利上付出了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却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国家意识，能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凝聚社会的意志力于最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建设目标上。在此过程中，国家发挥最大的动员力及执行力，将全国重要的土地资源及工业资产全部转为国有化或集体化，构成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目标的最庞大的政治及社会资本。这种社会主义所构成的历史发展条件，当然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与复制的。应该说，近4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伴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计划经济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如何看待计划经济的历史及其遗产，也就提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尽管官方最初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业绩给予肯定性评价，但不幸的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迅速蔓延，再加上人们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物质主义成为评判复杂历史问题的唯一尺度，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历史及其业绩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一时之间，对计划经济的批判铺天盖地：有人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20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结果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也有人说建立计划经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误区，是导致中国长期陷入贫困落后的根源。更为奇怪的是，即便在改革开放持续3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中国经济社会出现新矛盾时，不少人还一股脑地把病根归结为“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说到底还是计划体制机制问题”，无形中把改革中的失误不足均归绺到祖先头上。这样，计划经济逐渐成为一个“大垃圾筐”，什么罪责都可以往里面装。

　　《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
　　二、国民政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
　　知识界在民间掀起的推崇计划经济的这股热潮，很快便在国民政府内得到回应。在社会知识精英和党内高层一致支持下，国民政府通过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迈开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步伐。
　　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就提出了十年内建设十万英里铁路的交通建设计划。1930年1月，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投资二亿元建设发电、钢铁、化工和其他工厂的五年计划。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于1932年又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在四年内投资16亿元进行煤、铁、石油和其他矿产开采，建立钢铁、机械、电器及汽车制造等多种工矿企业。②
　　1933年9月，由蒋介石、宋子文分任正副委员长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其职责为“有关国家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之设计审定、经费核定、监督指导及直接实施”。③随后，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农林部和其他政府部门，都纷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计划。由于缺乏资金和组织协调能力，这些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从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和重工业建设工作。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编制了_一份《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准备在五年内投资2.71亿元建设冶金、化工、煤炭、机械、非铁金属等31家工矿企业，计划完成后能基本满足当时中国对这些基础性工业原材料的要求。在国难当头的紧迫局势下，与此前国民政府拟订的其他经济计划的命运不同，这一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并未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在蒋介石支持下很快付诸实施。经过一年多时间，成立了21家厂矿单位，其中包括煤矿、石油矿、铁矿、铜矿、铅锌矿、锡矿、金矿、炼钢厂、炼铜厂、钨铁厂、机器制造厂、电工器材厂、无线电机制造厂、电瓷制造厂、水力发电厂等。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局迅速恶化，原来远离战区的后方转眼就变成了前线，正在加紧建设的各项工程要么半途而废，要么仓促搬迁。这样，国民政府战前进行的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被迫搁浅了。
　　当然，抗战前重工业建设计划实施的中断，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努力的寿终正寝。相反，在1938年政府机构大调整中，资源委员会从一个“筹划经济动员而兼事重工业建设之机关”变成了“纯粹之重工业建设机关”，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最高经济领导部门。在整个抗战时期，由其创办经营的企业成了后方工业的支柱，有力支撑了中国的抗战。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时，资源委员会仅有正在筹建的厂矿24家，员工2000余人；1945年抗战结束时，资源委员会已有工矿企业98家，所属企业员工已超过六万人。①抗战后期，与国民政府威望日渐低落的状态不同，资源委员会因其出色的企业经营活动而受到朝野的普遍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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