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1642—1707）为中国明清画坛巨擘，创作风格独特，深受时人与后世推崇。本书是西方出版的*一本专论石涛的著作，主要聚焦于1697年至1707年间，即石涛身处扬州且留存至今作品数量较多的晚期阶段。
作者综合运用中国传统画史研究、西方的形式分析和图像学分析，以及因20世纪70年代英美学界“新艺术史”兴起而形成的社会诠释模式，探讨石涛的社会、政治、心理、经济和宗教等五大面向，揭示其绘画实践的复杂性。作者以现代性架构来理解石涛的生平与艺术，并以自主性、自我意识与怀疑来界定石涛绘画的主体性。阅读此书，或可获得一种与阅读其他艺术史著作不同的体验。
《南山翠屏》这幅画中，石涛展示了另一种相当不同的野逸。作品描绘真实存在的乡间产业。由其尺寸、比例和受损的表面看来，也许原本是装饰性的屏风，旨在表现徽州歙县丰乐水南的吴氏家族产业，背景部分还隐约露出黄山山脉。另外还有一个月后完成的一套八开册页，这两件作品都是长期与石涛友善往来的富有徽商家族的一员、二十一岁的吴与桥所订制。上述石涛为吴与桥所作册页，是一套八首诗的诗意图册。这八首诗是一个半世纪前来自苏州的一位访客，兼具书法家与诗人身份的祝允明（1461—1527）歌咏吴氏家族产业之作。石涛该册页带有一种丰饶富裕的田园牧歌式情怀，描绘那些遍布徽州的精致而又简洁的屋宇，以及闲居其中的富人和学者。而这幅挂轴则以恢弘的气象演绎其中一首诗的意境，并有效地借用发挥了当时扬州装饰派画家使用的精准写实的自然主义画法。距离是此处表现的重点，加上惊人的高度，产生巨大的空间感。往后退缩的空间构筑出相当稳定的地平面，高耸的山峰则如塔般矗立其上。迷蒙烟雾模糊了山脚和向后延伸的低地，使观者专注于各种暗示距离、高度和稳定的视觉线索上。画中右前方令人印象深刻的住宅群中，可以看到吴与桥与石涛正在亭台上谈天。吴宅之后的黄山群峰（实际上两者并不相邻，从吴宅甚至无法望见黄山），形成护卫吴宅的背景“浮青障”。画家头戴隐士的黑色盖头，与之相对的便是顶着官帽的吴与桥。背景的书、画和毛笔显示他的教养和文化。由画上所题祝允明的诗作，可以将画中两人解读为陶潜（石涛）和伊尹（吴与桥）。陶潜是六朝诗人，而伊尹是被商王招揽，最终成为宰相的隐士。这幅画的画眼衍生自吴与桥的号“南高”，石涛以视觉语汇将之诠释成南方山岭，由此形成画中远方的“翠屏”。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石涛肖像画中人物的衣着通常都很朴素，这代表一种自外于流行游戏的自觉，但绝不只是石涛如此，至少就画作目的而言，他所描绘的朋友或赞助者的想法也相同。既然这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选择，朴素的装扮也就隐含了他们是属于士阶层的宣示。因此，就社会层次而言，吴与桥的外貌与画中的图像巧思，或是石涛为了解说而加的正式题记，同样充满意义。光着头并穿着朴素的黑领白袍，他看起来不像当地士绅文人笔下穿戴高级丝料及流行帽式的富有年轻人。其装束流露出的简单特性，正和禹之鼎1696 年为高官暨著名鉴赏家高士奇所绘制肖像中，高士奇那罩在长裤外、缝着前扣的外套的表现一致。虽然禹之鼎的模特儿是文官，而石涛的模特儿是商人子弟，但两者的肖像在目的上并无明显差异。我们可以说，石涛帮他的模特儿创造出“士”的形象，并以此参与重新定义“士”的行为。从吴与桥的肖像到《南山翠屏》这张“别号图”，只是短短的一步而已。在这一步当中，服装作为身体的表现框架或表达媒介的功能，转移到了“山水”；“山水”具有将社会关系表现有如自然内在秩序的惊人潜力。框住吴与桥的徽州或黄山山水是出自家族世系逻辑运作的结果，但同时，因吴与桥对此山水具拥有权，此山水亦表达他的身份。由服饰转到山水，“士”的论述依然，但已经以相当不同的士绅理想而非文人理想的方式予以表达。如果这是当时进行的一种“游戏”，那么与之相关的不只是规则而已。即使对“四民”架构重新诠释，也并未消除既定正统诠释的能力，这情形在商人间亦然。虽然 “四民”阶级的划分是古代惯例，但它在早期现代时期的重要性因明朝政府给予法律地位而得到保证；清朝也延续这种做法，只是程度较轻。就禁奢令、劳役和赋税责任等法律层面言之（这些仅是少数例子），“四民”的区分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即使程度不如以往。对更无形的社会意识领域来说，“四民”的划分在早期现代阶段担任着承载焦虑与偏见的角色，并受到正统规范的强化。对于被视为工商阶级的人们，国家尚有那些依循正统意识形态的人们利用“士”的存在，以排拒他们被社会完全接纳。就此逻辑而言，早期现代阶段对于重新操作“四民”语汇，尝试将商人活动定义成具有道德上的可能意涵，顶多只能得到部分成功，因为在其使用的语汇中，早已承认“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道德资本被视为重要议题时，身为道德专家的读书人注定胜出；然而传统上被视作“士”的士绅、学官和文人也有其焦虑，因为他们逐渐涉入商业活动。他们担心落到工匠或商人的地位，也怀念起已然失去的生活方式。社会伴随“四民”划分所出现的各种焦虑，说明了石涛在画中召唤的士绅理想，也可以提供其主顾一种否认命定角色（工匠、劳工、商人或企业家）与自觉应该成为的角色（“纯”士绅）之间鸿沟的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两种相反方式解读《南山翠屏》：从积极面看，是其对社会地位符号的冷静操控，从消极面或其显现的征状看，则是一种社会焦虑的反应。其中一种解读方式引导我们看到江南城市具有的功利特性，而另一种解读方式则带领我们回到朝代兴衰的世界。休闲山水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同时容纳两种矛盾参考架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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