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_陈廷湘，成功伟编_9787561498637

　　在四川大学120周年诞辰之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隆重推出《川大史学》系列丛书，一是为四川大学120周年献礼，*重要是乘此机会对川大历史学近年来的学术科研进行一番总结。《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是《川大史学》系列丛书之一种，是学院学人有一定代表性的公开发表著述集成，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巴蜀文化史三部分。

　　文化是一个蕴涵十分广泛的概念，很难准确界定。被称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①依此说，人类自我解放的全过程都可称为文化发展史。胡适认为，“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②文化指谓亦十分广泛，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按张岱年等提出的广义、狭义文化说，以上所及大抵是指广义文化。张氏等言广义文化结构论存在多种观点。本书采其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层次说，③收录以阐论有关精神文化史的著述为限。精神文化史涵盖的内容亦颇为广泛，诸如哲学、思想、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习俗等历史均可纳入。本书根据实际情况，拟分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巴蜀文化史三部分选录本学院学人有一定代表性的著述集成。
　　当代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十多年前来川大参加学科评审时曾指出，四川大学历史专业应着力研究巴蜀文化史。其言可谓至当。巴蜀文化源远流长，特色鲜明，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因此，尽管受收录文章规则之限，巴蜀文化史著述入选者为数不多，但本卷仍将其列为一类，以期引起本学院学人的关注和激发同仁研究的热情。对巴蜀文化学术史的定义，学界颇存争议。观点大致有三：其一，在川学者研究历史文化的成果；其二，所有川籍学者研究历史文化的著述；其三，研究巴蜀历史文化的论著。本卷大体采第三说，以本院学者研究巴蜀文化史的论著人卷。其中新故蒙默先生《素王改制：廖季平先生经学思想的核心》-文尽管并非研究廖季平论巴蜀文化之作，但廖季平为著名经学大师，年轻时为尊经书院高才，学成后又曾出任尊经书院襄校，且以四川学者治经而对京师康有为等产生重大影响，其人其学本身即展示了四川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也将其录入巴蜀文化史部分。
　　近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人在文化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呈蓬勃发展之势。资深学者继续进取，一批青年教师开始崭露头角，创意高远，成果丰硕。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本院老一代学者在经学史研究领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新一代学人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在经学史、儒学史研究领域继续做出丰富成果，并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开拓新局面，形成众多高水平研究成果，享誉学界。因受选文规则限制，本卷仅收录了其中一些代表性著述，众多重要著述未能选录。历史文化学院的民族文化史、巴蜀文化史、民俗文化史研究亦曾名家云集，学说精深，基础颇为雄厚。新一代学人的研究涉猎广博，开拓深入，见解不凡，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呈现出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局面。近年来，随着一批留欧留美青年学者的加盟，本院学人在西方文化史研究领域亦初露锋芒，做出了一批展示出视野广阔、理论深厚、方法卓异等特征的著述。但限于编辑规则，此类有真知灼见的著述均未能选录。

　　《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
　　二、川边兴学“排佛”之辨
　　当然，国家意识并不能成为赵尔丰轻视藏族文化的全部托词。“蛮民”、“开化”等词汇的大量出现，正表明了以赵尔丰为代表的康藏兴学工程的对藏态度。其时边学机构编纂的劝藏族适龄儿童入学的兴学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世界佛菩萨，孔教西来比天大。讲忠孝、开文化。不论蛮娃，不分喇嘛，人人都要入学堂，学官话，蓄了头发，讲究礼法，眼见四海成一家，再不当乌拉。”另有辟俗歌一首：“红黄两教纷如麻，明明弱种第一法，不爱国家，不养爹妈，口中喃喃说些啥？身披氇氇为的啥？从今悟了莫理他，再不学喇嘛。”①其对藏传佛教的轻视、排斥，可见一斑。
　　为了让广大“番民”都能及早“向化”，达到“人心固而风俗美”的目的，②赵尔丰让各学堂的教员每逢星期就为当地民众开堂宣讲圣谕广训及贤哲名言。宣统二年（1910）五月，在稻城、贡噶岭正式设立宣讲所，由司事、教习在百姓纳税上粮的时日，每天宣讲2小时，宣讲的具体内容为：朝廷垂念边氓之至意，土司蛮官之暴虐；设治之便利（指粮税均有定额，并免去支银差各项）；学堂之有益（指能与汉官直接交谈免受种种欺蒙）；学生之有希望（指读书渎好，可以做官）；忠、孝、廉、耻；振兴商务（指改良造纸及织毪、压毡各项），改良农业（指试种各色粮食，并取各项药材及栽种各项药材）。目的是为了“发其忠君爱国之心，养其礼、义、廉、耻之俗，与乎敬上、事长、孝悌之道，”③并把宣讲内容编订成册，每位头人发给一份，以便随时览阅。
　　不仅如此，赵尔丰和他的川边机构还直接从改革藏民风俗习惯人手，强求汉化。如宣统二年（1910）六月，在乍丫发布告示，让乍丫百姓孝顺父母，“生养死葬”，不准再有不遵王法打骂、逐赶父母的情况发生，对忤逆不孝之人处以死刑。①为已经改土归流地区的百姓设定百家姓，让各地百姓将所知宗族人等共认一字为姓，“使知高曾”，追祖求宗，避免同姓为婚，或近亲结婚。规定同宗才能同姓，同村不得同姓。②派驻各地的委员们也不断地出谋划策，推动着赵尔丰发起的关外“以夏变夷”运动。如巴塘粮员为百姓改姓，并专门为每姓刊发宗祖牌位。⑧稻城委员冷家骥请川省发给婚书以开风气。④石渠县委员孙毓英禀请在德格辖境内的四区颁布告令，禁止天葬。⑤在各地委员的推动下，赵尔丰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专门发布告示：规定关外僧俗人等严禁水、火、天葬，一律改行土葬。“凡父母之死，则以礼殡葬，即兄、弟、妻子之死，亦必用棺木装殓，择其不受水冲、不受火烧之地而埋之，乃合大皇上之制度，倘敢不遵示谕，本大臣定提案治罪，决不宽贷，各宜懔遵！”⑥宣统三年（1911）三月，确定了婚书形式，由刷印局印刷后发给每属委员，规定民间凡有结婚之家，必须领有官制婚书一份，照式填写主婚人及媒证、男女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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