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说诗，好以禅为喻，任渊《陈后山诗集序》曰：“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如再翻阅宋人诗话，则以禅说诗者更多。禅师说法，亦往往拈举前人诗句。余素喜韵语，近来又常涉猎禅宗语录，颇觉其间有似处，然而实在说来，禅与诗的关系是：“似则似，是则非是。”二者未可混为一谈。
唐宋诗人接近禅学者甚多，唯其接近禅学，故诗中常作禅语，但诗中参以禅语则必不能佳。如苏东坡之《东林偈》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非诗非禅，正是禅家之“触”。至于王摩诘、柳子厚尽有好诗，于佛经亦熟，但其好诗皆不是佛家语也。禅师亦好为偈语，若律之以诗，即非笑话，亦是外行。如云居舜禅师之：“云居不会禅，洗脚上床眠，东瓜直
侗，瓠子曲弯弯。”还有应庵华禅师之：“蜻蜒许是好蜻蜒，飞来飞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去两边翼，恰似一枚大铁钉。”又如简堂机禅师之：“圆通不开生药铺，单单只卖死猫头，不知那个无思算，吃着通身冷汗流。”皆是禅而非诗。但简堂住山时，有偈语一则，虽禅机不深，而真是好诗：“地炉无火客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拾得断麻穿破袖，不知身在寂寥中。”大有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渊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之境界。由此可知：好诗未必通禅，而禅语亦多非好诗也。唐宋两代号为“诗僧”之作品，如《禅月集》《白莲集》《石门文字禅》皆不过尔尔。此亦禅与诗不能十分相合之一佐证。
如此，则宋人以禅说诗，岂非毫厘相差，天地悬隔?然宋人之说，亦自有其见地。诗与禅相似处只在“不可说”之一点。非不许知，乃是不许说。禅宗大师云“这张嘴只好挂在墙上”，即是必须由自己参悟而来的意思。由旁人解说而知者，并非真知。老子《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及其道之、名之，则又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恍惚窈冥，如何可说?又《庄子》“庖丁解牛”亦说此义。故谓道必自得，父不可传之于子，兄亦不能传之于弟。以上乃就哲学方面而言。
如再以文学论之，六朝时陶弘景隐居，皇帝诏问：“山中有何物?”宏景答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禅与诗也正如这诗的后两句，“只可自怡悦，不可说似君”也。
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禅宗大师说法，亦举此二十字。意谓人必身临其境，方可体会得出，然柳公作句，何尝有意于禅?后来禅师举此二句，当然忘其为诗，此即诗与禅相似之处，均是不可说也。
所谓不可说者，并非“无”，而是“真有”。因此不可说并非玄妙。凡一境界其高深微妙之处，皆是“不可说”，固不独诗与禅为然。庄子曰：“道可得而不可见。”因“不可见”故“不可说”。诗与禅之“不可说”而非“无”之一点相同，诗人之谈禅，禅师之举诗，适以证明诗禅相通之处。
故诗是诗，禅是禅，而其精深微妙的“不可说”的境界则相同。
总结之曰：禅者，万殊归于一本。诗者，一本散为万殊。禅是自性圆明，见心见性，法尔如然，在智不增，在愚不减。诗是包罗万象，神通变化，无有常法，如此则禅为静，诗为动。禅是由外向内如孟子所谓“收其放心”；诗是由外之内，收于内后再放于外。陆士衡《文赋》有曰：“收视返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收视返听是收精鹜，心游是收而复放。所以诗乃静中之动，动中之静也。
宋入学道者称学诗者曰“玩物丧志”。至于禅师则意更不在诗。然而，禅宗虽然万殊归于一本，试问“一”又将归于何处?一切文学哲学宗教虽路径各不相同，而其最高境界皆是追求真理。故于诗，可得一转语曰：“此众无枝叶，唯有诸真实。”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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