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与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研究_刘宗珍著_9787562070818

　　2011年硕士毕业以后，我继续跟随王人博教授攻读宪法学的博士学位。受老师影响，我将近代中国民权思想史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这本小书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自然也是深受老师影响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在有关本选题的诸多问题的思考方面，《民权与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研究》直接受益于《民权词义考论》一文。
　　研究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完全依赖一些制度史、法规史和政府组织变革史的梳理与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时候这些变革史仅仅是短暂的“政治现象”，而不具有长久的思想意义。在英语世界，思想史的对应翻译是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的历史，我们从这一点就可看出西方思想史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在中国，情况或许更是如此。能够反映一个社会中政治思想所发生的变革的，往往是中国知识精英思想变化的历史，普通民众对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究竟有多少实际的思考和影响，至今仍然有待研究。
　　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问题。在研究主题上，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有限政府、民主、人权、法治国家等关键词，这些研究旨趣无一不是与“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使命感休戚相关的。民权问题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也与此相关。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民权问题的时候，其真正的关注点往往不在于个人权利本身的丰富与完善，其最终落脚点在于“人”的成长。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民权的使命是帮助近代中国人尽快实现从古代之“臣民”向现代“国民”的成长与蜕变。因为具备公民意识的现代国民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必备要素。这种逻辑发展路径和中国近代所遭遇的历史境遇息息相关。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顶端，肩负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使命，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相应地，博士学位是我国学位制度中的最高学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在我国，要获得博士学位需要完成相应学科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各项学习任务和培养环节，特别是要完成一篇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是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要写出好的博士论文，需要作者高端定位，富有思想；需要作者畅游书海，博览群书；需要作者术业专攻，精深阅读；需要作者缜密思考，敏于创新。一位优秀的博士生应该在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本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聚焦选题，开阔眼界，深耕细作，孜孜以求，提出自己独到深刻创新的系统见解。
　　为提高法大博士学位论文的整体质量，鼓励广大博士研究生锐意创新，多出成果，法大研究生院设立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每年通过严格的审评程序，从当年授予的200多篇博士学位论文中择优评选出10篇博士论文作为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对论文作者和其指导教师予以表彰。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凝聚着作者多年研究思考的智慧和指导教师的思想，是学校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要载体，是衡量一所大学学术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好的哲学社会科学博士论文，选题上要聚焦国内外学术前沿问题，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命题和重大问题，形式上要符合学术规范，内容上要富有创新，敢于提出新的思想观点，言而有物，论而有据，文字流畅。法大评出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都体现了这些特点。将法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结集，冠名“中国政法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连续出版，是展示法大博士学术风采，累积法学原创成果，促进我国法学学术交流和繁荣法学研究的重要举措。
　　青年学子最具创造热情和学术活力。从法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上可以看到法大博士理性睿智，沉着坚定，矢志精进的理想追求；可以看到法大博士关注前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学术勇气；可以看到法大博士心系家国，热血担当，拼搏奋进的壮志豪情。
　　愿法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成为法学英才脱颖而出的培育平台，成为繁荣法学学术的厚重沃土，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块思想园地。

　　《民权与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研究》：
　　三、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鲁迅先生鲜明地指出了孙中山作为“永远的革命者”的意义。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将一个“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丰碑”，说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先生在这里所要支撑起来的立意并非是要对孙中山作为具体的历史长河中的个人的盛赞，而是要对孙中山的“永远革命者”精神的颂赞，因为这种精神正是新兴的民国最需要的东西。
　　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思想是近代大多数革命家的共识，孙中山也不例外。他们认为革命可以一蹴而就、一次就能成功，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形态的。孙中山就是那个在中国首先提出“一次革命论”的革命家，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但是，革命的实践状况和历史发展的缓急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或者尤其超出了那些近代中的革命家们的理想预期，民国成立后接连不断地发生的“开倒车”事件，北洋政府对内的专横与对外的无能，使得反满之后的革命不得不在各种旗号下继续，无论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还是北伐，似乎无可置疑地显示着革命的无休无止，“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预期只能转变成革命的“未完成式”状态了。
　　“未完成式”是解释孙中山持续革命的因由，未完成式同时也是孙中山时代的民族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正是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现实所决定的。这种“未完成式”的革命样态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认识不无关联，他一直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革命尽管是需要苦心经营的，但是实践起来却是与民族革命同步的，反满是民族革命，甚至兼有种族主义的成分，而颠覆君主政体则是政治革命，二者不是分两次去完成的。但是，正如前面论证的那样，民族革命没有在根本上有助于“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革命比孙中山预计的还要漫长，未完成式一直在持续。
　　“未完成式”革命的症结，也许就在于新的“国民”的尚未形成，民族主义思想需要向上发展到国家概念的层次，并且要在国家语境下讨论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所认为的民族主义不是来自于新兴民国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对满街清朝遗老的深深绝望里表达着对现代国民的渴望。民国的成立并不代表一个建基于新“国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在他看来，“民国”“民族”的根基正在于“国民”，也就是使帝制下的奴才变为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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